在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以及政治概念的巨大浩劫當中，一個人所承受過的一切，其重幾何？如今看來，輕如鴻毛。比方說近代中國史上那數不完的苦難，似乎只要加上「民族」二字，變成「民族苦難」之後，它就能夠被人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一個「輝煌」的終局。於是苦難便有了正面的價值，是今日輝煌的前奏，甚至是還為了達到當下「盛世」在邏輯上的必經之道。難怪現在有那麼多人要重估歷史浩劫的價值，試圖找出它的好處，說明它其實根本不是什麼浩劫，反而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環節。至於那些大家都略有所知的個體的經歷和故事，就算不是活該受刑的人的狡猾自辯，也都只不過是民族為了邁向光明未來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罷了，重提的意義不大。
相比起中國人這種非常理性、務實、正能量的態度，猶太人對於大屠殺的記憶未免就顯得太過執着了。他們念念不忘地把它寫成書，一本接一本地寫；拍成電影，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直到全世界都把「浩劫」（希伯來文的『Shoah』）當成詞義特定的專有名詞，在「屠殺」和「納粹大屠殺」之間畫上了等號，他們仍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去提醒自己和世界，做為個體，那幾百萬人裏頭的每一個人究竟經歷了什麼。
這樣的故事之所以必要，就在於集體化之後的記憶總是會被我們簡化為一個名詞和概念，一堆數字，一些黑白分明的印象。難道不是嗎？一說「屠殺」，我們想到的就是生和死，殺與被殺，於是苦難就只是死者的事，而倖存者則歸屬在幸運的活人那一邊。反正活下來了，逃過一場大難，又還有什麼好再說的呢？
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的半自傳作品《愛與黑暗的故事》，是一個活人也有些關於死亡的事要說的典範，它是一個個體對於「浩劫」的補充，作用是讓我們了解屠殺遠遠不只是個一般概念那麼單純。
在他寫給中文讀者的序言裏頭，有這麼一段話：
「我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我母親講四到五種語言，但他們非常嚴格，只教我希伯來語。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們不想讓我懂任何歐洲語言，也許他們害怕，即使我只懂一門歐洲語言，一旦長大成人，歐洲致命的吸引力就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前往歐洲，在那裏遭歐洲人殺害」。
他還記得，有一次他的母親大意，不小心用了希伯來語和他的父親提起俄羅斯文學，甚至引述杜斯妥也夫斯基。他的父親忍不住發火，斥責她道：「你在做什麼？難道你沒看見孩子就在這裏嗎」？並非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句子兒童不宜，而是因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學就是「歐洲的誘惑」，未成熟的猶太小孩不能輕易暴露在這致命的誘惑之前。
「我父母和我全部家人都是歐洲人，他們是熱誠的親歐人士，可以使用多種語言，倡導歐洲文化和遺產，推崇歐洲風光、歐洲藝術、文學和音樂」。誠然，像奧茲這一輩的以色列人，以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知識份子，在成為以色列人之前，其實全部都是歐洲人。就和斯賓諾沙、馬克思、佛洛伊德、馬勒、夏加爾、曼雷，以至於愛因斯坦他們一樣，他們不是嚮慕歐洲文化的異邦人，而是歐洲文化的締造者，締造了我們今天知道的歐洲。他們在歐洲住了一、兩千年，歷代祖先的墳墓也全在歐洲。但是這個養育他們，令他們自豪，同時也因為他們而添上幾許榮光的家，到了最後卻變成一具巨大的捕鼠陷阱；越是愛它，你就越危險。
奧茲的伯伯大衛沒有跟隨家人出走，留在了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納，「作為比較文學教授，歐洲文學對他來說是一個精神家園。他未曾意識到，為什麼應該離開自己的居住國移居到西亞，一個奇異生疏之地，以便讓愚昧的反猶主義和心胸狹隘的民族主義暴徒心火怒放。因此他堅守崗位，揮動進步、文化、藝術和未開拓領域的精神旗幟，……大衛伯伯把自己當作時代的產物，一位卓爾不群、自如運用多種文化多種語言，富於啟迪的歐洲人，一位明白無誤的現代人。他蔑視偏見和民族仇恨，他決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養的民族主義者、沙文主義者、蠱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無知的偏見所左右的反猶主義者屈服」。
那愚昧的仇恨其來有自，並非希特勒的崛起造就了它，而是它造就了希特勒的崛起。例如波蘭，在這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死了最多猶太人的土地上，奧茲的母親和她的兄弟姐妹從小就得學懂和其他歐洲人打交道：「千百萬遍向每個猶太孩子腦海裏灌輸，對他們要行為規範，彬彬有禮，即使他們舉止粗魯、醉醺醺的，在任何情況下也不要冒犯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非猶太人爭論，喋喋不休，不能惹他們發火，不能高昂着頭，和他們講話時語氣要輕，面帶微笑，這樣他們就不會嫌我們亂了，總是要用準確典雅的波蘭語和他們講話，這樣他們就不會說我們污損了他們的語言，但是千萬別把波蘭語講得太艱深，這樣他們就不會覺得我們懷有提高地位的野心，……」。
即便活得如此羞辱，但大部份猶太人直到最後也還是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有離開的必要。就算他們不是大衛伯伯那種高級知識份子，下定決心要以歐洲的啟蒙精神去對抗那啟蒙所生下來的怪物，做偉大歐洲傳統的真正守門人，至少他們曉得這是他們的家，他們熟悉這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比方說羅夫諾城外的索森基森林，「人們在天氣晴好的日子喜歡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圍坐在篝火旁邊唱歌，在星光閃閃的夜空下，在小溪兩旁，躺在睡袋裏睡覺──在那裏，就在粗大的樹枝、飛鳥、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間」。於是1943年，就在這片森林裏面，「德國人在一個個大坑邊上射擊屠殺，兩天內大概有兩萬五千人喪生。我媽媽的所有同學幾乎都消失了。」
奧茲生在耶路撒冷，儘管他的歐洲人父母小心翼翼地試着切斷他和歐洲的連繫，但家中某些角落總會不經意地流露出歐洲的陰影，比方說一封來自維爾納的信，信裏頭說到了大衛伯伯的兒子，奧茲從來沒有見過的堂哥：「1939年2月10日：第一個夜晚，丹尼愛拉從晚上九點睡到早上六點。他夜裏睡覺沒有問題。白天，他睜着眼睛躺在那裏，胳膊和腿的姿勢不變。他有時候會叫……」。
因此，歐洲人的後裔奧茲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懂得了歐洲究竟是怎麼回事。那是個很乾淨很純潔的地方，因為他幾乎整個家族的消亡。又由於歐洲純淨了，便有了現在的以色列和奧茲。歐洲就像是聖經裏頭的亞伯拉罕，全心全意地準備祭獻自己的兒子，只不過這一回沒有天使下來制止。所謂「大屠殺」，無非就是一個個兒子的死亡總合，例如丹尼愛拉，奧茲的堂哥：「小丹尼愛拉．克勞斯納不會活到三歲。很快他們就會來把他殺死，以免歐洲遭到他的破壞」。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