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嘉汶
三十年前，位於烏克蘭普里皮亞芝城的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了歷史上最慘烈的核災；同年，社會學家Ulrich Beck出版了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一書指出，人類的科技發展帶來新型、未能預料的風險，形成風險社會。
從古至今，人浮於世難免遇上天災人禍；Beck言及的新型風險是指「（人為）製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 risk)，除了包括工業污染、全球暖化這類每天面對的風險外，也包括基改食物這些不能確定的風險，這些風險是人類發展成工業社會以前無法想像或經歷的。古時的人類敬畏大自然，到了啟蒙運動推崇以科學理性凌駕自然，讓高科技發展、高生產量和高購買力的現代性（modernity）進佔各層次的生活習慣和邏輯。作為現代人，我們都習慣了「更多、更快、更新」等同成功和進步的思維，往往忽略了現代性的不可持續性 (unsustainability)。今天，新型風險隨著全球化走進世界每個角落，來自各國各階層的人民一起承受科技發展至上的惡果。因著人類的自掘墳墓，動物和大自然同時無可選擇地身受其害。
雖然Beck勾畫了一個黑暗的現代世界，新型風險無處不在避無可避，但他並不是宣判地球只有隨著新型風險而走上死亡之路，風險社會反而成為了邁向工業性（industrialism）和科技發展以外的「新」現代性契機，書名的後半因而命題為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新現代性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Beck和另一位社會學巨匠Anthony Giddens皆表明這是一個「反思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 的新時代。「反思性」(reflexivity) 和中文「反省」 (reflect) 的道德意味不盡相同 (這關乎兩者的理論基礎，在此略過)，「反思性」是透過知識和思考去為自己的人生作選擇，自發監控自己的作為，不斷修正以達成「自己人生自己管」，進而再踏出「自己世界自己救」屬於自我認同的一步。這種「反思性」推動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社會運動 －身份政治、反核、環保、低碳簡約生活、良心消費、以致動保運動。
相比起因著牽涉人類自身的人生管理和利益，因而容易引起共鳴和行動的社會運動，動保運動是發展得比較晚，而且顯得困難重重的「反思性」新社會運動。動保運動挑戰的正是各種以人類為中心的既有生活模式和權力關係 －為什麼人類可以胡亂育成宰殺其他動物作為食用？為什麼人類可以圈養其他動物為自己提供娛樂？為什麼人類可以「合法」介定其他動物為財產而任意繁殖售賣？答案就只因為我們是萬物之靈？
人類這種萬物之靈一向自以為是，處處以人類的慾望和利益作中心，盲目崇拜科技發展，愚昧地嘗試征服自然萬物，結果製造了無數我們沒有能力處理的風險，如果「反思性」是當今處世之道，我們更應直視人類對大自然和動物的種種作孽和罪業，修正和彌補錯誤。修正不因大愛或多愁善感，而是經反思後意識到這個本來就是人類和其他動物共存的世界， 關係理應是對等差異而非操控利用，我們要學習的是共處和平衡，而非無止境的侵佔和掠奪，好好修正我們長久以來「處理」動物的做法。
最近，紐西蘭政府立法承認動物和人類一樣是有感受的有情眾生 (sentient beings)，這法例將改變虐待動物、動物實驗、狩獵圈養、動物買賣等等「合法」行為，還動物一點尊嚴與應有的生存權利。其他國家（例如丹麥）也正在考慮開徵紅肉稅，台灣則通過了提高非法寵物繁殖場和買賣的最高罰款達300萬元台幣，超過130年歷史的美國馬戲團Ringling Brothers正式終止以大象作表演，全球(單計美加)已經有超過140個城鎮禁止寵物店買賣動物。雖然各地步伐和進展不同，但大方向都是「反思性」的修正和改善──動物不但應該和人類同樣擁有基本的生存權，亦不是用來取悅人類的表演者，更不是用來滿足人類物慾的商品。
反觀香港，政府將立法規管寵物私人繁殖(Cap. 139b)，驟眼看是跨出保護動物的重要一步，但這次所謂平衡各方利益的立法，不但容許私人於家居作繁殖，細節也只是靠持牌人自行記錄，甚至連署方巡査都會安排預約通知，條件寬鬆得可笑亦可怕。可以預期伴隨寵物行業篷勃發展而來的，是被遺棄動物數量激增、被用作繁殖（配種）的動物將完全淪為生育機器。這條法例將於法律上合理化繁殖和買賣動物，鞏固動物「正當地」被視為人類財產的價值，與「反思現代性」的大趨勢背道而馳。
香港動保人士於四月三十日聯同台灣和澳門動保人士進行了一次三地同步示威遊行，香港的訴求正是反對此項立法，是次遊行約有1,500名市民參與支持。而於五月七日，再有動保團體舉行了和二十二個國家六十個地點同步進行Empthy The Tanks行動，於海洋公園反對困養動物和動物表演。這些行動皆體現了「反思現代性」，也是香港與世界各地新社會運動接軌的清晰例證。
可惜關於寵物繁殖和買賣，除了政府意圖先立法後調節外，更有多個以愛護動物或保護遺棄動物為名的動物福利組織公開為政府作推手，聲稱立法比無法可依更可靠，有「保護」總勝過沒有，然而這種「動保袋住先」的邏輯絕對值得商榷。試想，若果香港有人私下從事繁殖和販賣人口，我們不會希望受害者得到較人道的生活而要求立法規管這種勾當，社會必定會要求立即予以取締。到底規管寵物私人繁殖立法是平衡那一方的利益？又保障了誰的福利？有沒有反思人類以動物圖利的根本合法性？
切爾諾貝爾核災三十週年，有研究觀察，三十年後的今天，當地野生動物不論數量、物種都大幅增加；動物重奪了這片荒蕪之地，似在嘲諷人類比輻射可怕。動物能否得到作為生命的基本權利和尊重，是對於香港社會文明程度的考驗，是生命，是商品，還看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