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蘋果》報道，四川工人符海陸在微信銷售「銘記八酒六四」(酒狀物，貼紙除印上銘記八酒六四字樣，亦有「六四」時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留。同時被捕的是詩人馬青，她曾在微信推薦此酒狀物。另外，曾參與八九民運的陳雲飛，去年清明組織二十多人，到「六四」死難者吳國鋒墳前掃墓被捕，罪名也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吳年邁的父母也曾一度被拘留。經過一年的拘禁，陳即將受審，但罪名則改為尋釁滋事。而「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則於6月1日開始被軟禁。
這是每年「六四」前在大陸經常發生的事情，中共為了禁制紀念「八九六四」，都會嚴厲迫害發聲者，連掃墓也不准。而在平時，中國官方亦防民如防洪水，名義上法律容許的各種維權活動，屢遭打壓，近年尤甚，不但維權人士一個個遭殃，最懂法律的維權律師亦一個個被拘留、起訴和判刑。
相信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對中國的獨裁專制，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感到荒謬和難以接受。而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對那些面對中共殘暴政權，依然不惜犧性人身自由，不惜受酷刑虐待，膽敢用不同方法記憶「八九六四」，以不同形式維權／抗爭以延續八九民運精神的中國人，致以崇高敬意，投以關注的眼神，更積極的會作出聲援。
香港這個中國主權下的特區，暫時仍不必直接面對中共殘暴政權，依然有一定自由和人權保障。因此久不久就會有支聯會和一些「泛民」團體到中聯辦抗議其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聲援失去自由及被酷刑虐待的中國維權人士／抗爭者。這些活動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都會認為理所當然，甚至是應盡的道義責任。畢竟無論有人主觀願望想中港如何如何切割也好，稍為頭腦清醒的都會認識到香港人和內地人有某種唇齒相依，大家不同程度都面對著中共這個政權。
這些聲援中國維權人士／抗爭者的活動，和每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一脈相承。香港人要記住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的民主運動、改革訴求，更不能忘記這場無數內地人積極參與並作出犧牲，無數香港人投入心力聲援的民主運動，被冷酷的槍彈和無情的坦克，被中共的頑固勢力鎮壓下去。儘管八九民運被中共血腥鎮壓，被中共禁止記憶，但當年民運精神以各種方式，例如不同的維權／抗爭活動在中國大陸被繼承下來，著力推動中國的進步(而八九民運亦並非石頭爆出來，1976年反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四五運動，以至70年代末的北京之春，這些前人的改革呼聲，都對後來者有啟蒙作用)。
很多論者都說過，香港人的最重大政治啟蒙，就是1989年全民投入聲援那場遠在北京的民主運動，甚至有人稱之為本土第一場重大的政治運動。往後不少香港人一改只關心賺錢的經濟動物觀，多關注香港以至中國內地的政治和社會事件，較積極爭取香港的民主改革，都源自「八九六四」。
因此，無論從作為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的角度出發，還是以「八九六四」作為香港本土最重大的政治啟蒙來看，紀念「八九」、悼念「六四」以至關注中國大陸的維權、抗爭活動都是合情合理，而且必須。至於悼念「六四」是否一定要到維園，近年來都有不少爭議。灰記的看法是，儘管支聯會的悼念形式有不少難頂之處，但始終維園是最大的平台，最能顯示人心之不死，最能給予中國內地那些不死之人心的精神支持，給予中共當權者精神壓力。因此，灰記和很多人一樣，仍會選擇誠心默默坐在維園一角，管它是否「集體精神病」。
當然，若有人恥與支聯會為伍，要另起爐灶，搞自己的紀念活動，悉隨尊便，只要不是如「城邦國師」陳雲般，一邊說要悼念又一邊罵別人好悼念，好似精神分裂便何。正如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言人說過，悼念「六四」不須「大一統」。
灰記除了感慨那些用一種鄙夷、不屑的心態搞所謂「六四」悼念的人外，也納悶那些拼命宣揚悼念「六四」可以劃上句號、「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民主關我乜事，甚至中國人不配有民主的人，究竟喺度諗乜。
灰記很難想像，任何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會說出阿拉伯之春關我乜事、馬來西亞潔淨選舉運動關我乜事、台灣228事件關我乜事、南韓光州屠殺關我乜事、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關我乜事、西藏自由運動關我乜事⋯⋯的話。道理很簡單，作為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雖然主力關心直接影響自身的本土事物，但不會對鄰近地區以至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漠不關心，只是關心程度不一吧了。他們大概都會對為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而作出犧牲的人，不管是那一個國家的人，懷有敬意，對鎮壓異議聲音的政權作出批判，對奴役人民的專制政權感到厭惡，會為世界任何地方民主有所推進而感到高興。也絕沒有某某地區的人不配民主的優越心態。
換言之，稍有民主人權觀念的人，是說不出「八九六四」關我乜事、中國民主關我乜事，以至中國人不配有民主的話。偏偏香港一些傾向獨立／建國的學生和青年，卻一再發表此類言論，他們的腦袋究竟發生了甚麼問題？
這些學生和青年的「無意識」言論，就連平時言論右傾的港獨支持者黃世澤也看不過眼，撰文聲討之：
「⋯⋯1989年北京大屠殺之所以人神共憤，除了這是軍隊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民眾外，這更是用上坦克車等戰場上殺人武器來大規模屠殺異見國民，這是與納粹德國將異見人士一併送到屠殺來自歐洲各國猶太人的集中營，並一併以毒氣或其他方式虐殺是同級反人類罪行。作為一個尊重人道的人，都有責任悼念在反人類罪行中不幸遇害的受害者，不論是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猶太人，亞洲戰場南京大屠殺中的中國人，1947年反對國民黨殘暴統治在二二八事件遇害的台灣人，上世紀文化大革命中的遇害過千萬中國人，以至受中共影響極深、殺人不眨眼的赤柬所實施的大屠殺，人類都有責任去銘記死難者，不要讓事件重演。作為港獨派，今年更加有理由去聲討1989年北京大屠殺、去悼念死難者。孫曉嵐沒有聽到馬恩國大律師引述中國官員講的，對付港獨是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雖然譚惠珠急急澄清，但因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訪京團的夜蒲艷照曝光，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這句話變成了黃色笑話。但在北京仍然拒絕就北京大屠殺道歉，並將涉事軍官當成戰犯審訊時，筆者有理由相信，北京為了反對港獨，真的可能不惜動用解放軍屠殺香港人。
⋯⋯不要怪這麼多人對所謂本土派或口嚷要獨立的人諸多懷疑，太多年輕人只是跟隨個別有政治私心的所謂權威論調起舞，完全沒有認真思考過爭取香港獨立的真正內涵。有不少泛民的主張，與獨立主張本身並無衝突，甚至是一脈相承的。現時這麼多年輕人受這些半桶水、包裝一流，但內容爛透所謂本土主張所迷惑，孫曉嵐的言論，實在令筆者此等真心支持港獨的人感到非常擔心。年輕人可以抗拒支聯會的中華民族主義立場，但反人類罪行是沒有停止悼念的餘地的。」(《悼念北京大屠殺豈有句號》5月30日)
當然，一些對「本土派」青年學生「溺愛」的理論導師也少不免趕忙為「與六四割切論」辯解，例如李怡就說與「六四」及支聯會的切割，其實是針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對梁振英所說的『香港是國家一部份，與全國人民血脈相連，香港市民應關心內地發生的重大事情』的根本切割。⋯⋯現在香港人到外國，多不會說自己是Chinese，而是有另一個新詞：Hongkonger。這幾乎是香港人的整體情況，許多人這樣做卻不明說，而新一代則要清楚表明這種『天然獨』的切割態度。」(《世道人生：新一代的六四取態》6月1日)
灰記明白地下黨人梁振英討好中共的黨國／大中華民族主義好難頂，中共的天朝大一統霸氣好難頂，一些中國內地人的不文明舉指、陰暗不正之風好難頂。香港人要建立自己的本土身份認同，甚至產生獨立意識亦十分自然。只是導師和「本土派」青年學生也不肯去明白，那些「六四」難屬，那些堅持記憶「八九六四」的大陸人，那些內地維權人士／抗爭者／異見者，不少其實也厭倦黨國／ 大中華民族主義，厭倦天朝大一統霸氣，對一些中國內地人的不文明舉指、陰暗不正之風亦感厭惡。正正因為他們多少嚮往民主、自由，在專制下更感人權之可貴，才醒覺要揚棄容易被專制者利用的狹隘民族主義，不但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不少內地人因為聲援香港的雨傘運動而身陷囹圄)，對近年興起的香港本土意識有更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因此，即使是「天然獨」，只要對中國大陸的民運和維權／抗爭運動多一點了解，只要有點民主人權的觀念，也未致會與中國大陸的一切切割，完全不關注大陸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關注中國大陸不等如梁振英式的歌功頌德)。灰記之所以對一些極端本土派反感，主要原因就是他們不斷推銷狹隘的香港民族主義，極端仇視和看扁中國內地人。正是這種心態蠶食了基本的民主人權觀念，在陳雲的暴力語言下變成一種赤裸的種族主義，在李怡的軟性包裝下則是一種隱性的種族主義。歸根究柢就是本質化某個種族／族群，例如某國人墮落、某國人不文明、某國人不配有民主⋯⋯
也因此，「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這些中共當權派害怕聽到的口號，仍然是值得奮鬥、聲援和關注的目標，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只要你有點民主人權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