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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大星火黃于喬同學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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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大星火黃于喬同學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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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同學:

你好,多謝你在status中tag我,抱歉這麼遲才回覆你,雖然我沒有講到你指稱我「不去悼念就是共產黨」的說法,但也覺得你難得有別於其他學生會成員,至少你也能尊重不同人對六四想法的差異。這封回信也希望是一個機會讓我們交流對六四的想法。

你說到,喊喊「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是沒有用的,中共也不會因此倒台。是的,就正如早年有許多朋友說「如果燭光不能夠燃點生命的每一面,我們只能夠每年在維園見。」我相信不論爭取港獨抑或香港高度自治,香港要有民主化,是和中國建立民主政權體制是分不開的,既然是共同敵人,兩者那有先後之分呢。多年來香港民間社會在內地不單維權、勞工、環保、社區發展都有支援,而這些角色亦不獨是支聯會及泛民參與,更不是只有六四在維園做做,您何以認為這只是六四一天做的事情呢?

內地維權人士也在「建設民主香港」,他們雨傘運動期間以身犯險,他們難道會不知道即使掛掛橫額,就足以犯上牢獄之災嗎?但他們為什麼仍然奮不顧身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呢?有些人會覺得他們on9,但他們卻是因為團結,因為盟友,希望推動民主中港而努力。你我也不能預知中國未來,沒有人知道維園燭光對中共有何影響,或是不是「鳩做」,我們只知道每逢六四,天安門母親都要被旅遊被軟禁,如果像其他排外本土派說道中共好像對香港集會不動如山,似乎並非事實。

我相信悼念有兩個意義,一是紀念死者,二是在告訴全世界,現在還有人拒絕遺忘。對於紀念,我會紀念死者對改革社會的勇氣與犧牲,即使我沒有經歷那個年代,也會鼓勵我同樣效法他們這種無私的精神,去推動公平公義。在您眼中這是個人情感,但正是這些個人情感鼓勵我不只關心個人發展,不只發展當年流行的「四仔主義」,而是關心社會,思考我在時代的角色和意義,這是公共性的。

但是紀念的公共意義更在於拒絕遺忘,當權者曾經施行的暴行,官方有其說法,然而人民的記憶而撰寫的民間歷史,正正就是對抗當權者所闡述的版本的有力武器。當權者是多麼渴望人民能忘記歷史,會忘記自己的暴行,那麼他們就可以壟斷了詮釋暴行的歷史。因此我和你們一樣,會反對國民教育,正因為官方的國民教育,就是只有當權者演繹的版本,結果學生就只會認識官方的版本,透過時間,當權者就可以擺脫施行暴行的責任。所以才說,拒絕遺忘便是抗爭的基本步。
對我而言,六四當晚究竟是去維園、去港大、去中大,是燭光集會抑或討論會,其實可以,去悼念也好、去反思香港人對六四的看法,這些主題都是好事,這只不過是方式而已,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忘記歷史。所以黃同學你說,不同意口號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對我來說都沒有問題,那就一起討論不是平反的話,我們應如何為六四死難者爭取公道,令他們和香港人當年爭取的目標可以一同實現吧!如果你不同意建設民主中國,而應先建設民主香港的話,那我們就討論一下如何在中國因素下建設民主香港吧!我認為這些都是有意義的討論。可是最近一些學生會及團體人士對悼念六四的人的批評,已經超越政治分析。

你說這是六四情意結,我更相信是在捍衛為我們帶來政治啟蒙的精神,是追求那個具有人性關懷、同理心、追求民主平等的社會,而非只為自利的精神,是讓我們從運動中見證香港從文化政治沙漠,建立共同體的時代。

相信你在網上都已看到不少資料講及六四的本土性,當年上水有二萬人遊行、沙田有五萬人遊行並在沙田中央公園豎立民主女神像,荃葵離島、就算遠至大嶼山也有發起聲援行動,今次「沙(田)支聯」仍然是支聯會義工之一,這些遍及十八區的罷市、社區遊行,與及後來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確立香港作為中國異議基地的角色,凡此又豈能以恐懼一詞簡化概括呢。

今天,你或許都對內地人印象不好,但當年的北京人民,卻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而付出生命,當年的市民甚至在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時,包圍保護學生;就算現在,我們仍見到許多維權人士為中國民主前仆後繼,這種犧牲和堅持的情操,不就是我們達致理想社會的人性基礎嗎?

不知道黃同學你的政治啟蒙是那時開始,是因為那種情感驅使你投入公共生活,這種對理想社會的犧牲和堅持,就是給予我力量。

不知道你決定明晚會選擇到那裡都可以,只希望你心中記起1989年五月陽光之下,中港人民如何努力追求理想,追念那些死去的人們,拒絕遺忘,那就好了。

祝安
葉寶琳

PS 或許您也知道,你那個學生會內閣星火,和內地六十年代的一份雜誌同名。那是一本於1960年被中共指為右派的青年所創辦的雜誌,他們創辦雜誌時和你年紀相若,改名星火都是為了呼喚良知。雖然你們活在不同時空,希望你們能擁有同樣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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