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同學：
你好，多謝你在status中tag我，抱歉這麼遲才回覆你，雖然我沒有講到你指稱我「不去悼念就是共產黨」的說法，但也覺得你難得有別於其他學生會成員，至少你也能尊重不同人對六四想法的差異。這封回信也希望是一個機會讓我們交流對六四的想法。
你說到，喊喊「建設民主中國」、「平反六四」，是沒有用的，中共也不會因此倒台。是的，就正如早年有許多朋友說「如果燭光不能夠燃點生命的每一面，我們只能夠每年在維園見。」我相信不論爭取港獨抑或香港高度自治，香港要有民主化，是和中國建立民主政權體制是分不開的，既然是共同敵人，兩者那有先後之分呢。多年來香港民間社會在內地不單維權、勞工、環保、社區發展都有支援，而這些角色亦不獨是支聯會及泛民參與，更不是只有六四在維園做做，您何以認為這只是六四一天做的事情呢？
內地維權人士也在「建設民主香港」，他們雨傘運動期間以身犯險，他們難道會不知道即使掛掛橫額，就足以犯上牢獄之災嗎？但他們為什麼仍然奮不顧身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呢？有些人會覺得他們on9，但他們卻是因為團結，因為盟友，希望推動民主中港而努力。你我也不能預知中國未來，沒有人知道維園燭光對中共有何影響，或是不是「鳩做」，我們只知道每逢六四，天安門母親都要被旅遊被軟禁，如果像其他排外本土派說道中共好像對香港集會不動如山，似乎並非事實。
我相信悼念有兩個意義，一是紀念死者，二是在告訴全世界，現在還有人拒絕遺忘。對於紀念，我會紀念死者對改革社會的勇氣與犧牲，即使我沒有經歷那個年代，也會鼓勵我同樣效法他們這種無私的精神，去推動公平公義。在您眼中這是個人情感，但正是這些個人情感鼓勵我不只關心個人發展，不只發展當年流行的「四仔主義」，而是關心社會，思考我在時代的角色和意義，這是公共性的。
但是紀念的公共意義更在於拒絕遺忘，當權者曾經施行的暴行，官方有其說法，然而人民的記憶而撰寫的民間歷史，正正就是對抗當權者所闡述的版本的有力武器。當權者是多麼渴望人民能忘記歷史，會忘記自己的暴行，那麼他們就可以壟斷了詮釋暴行的歷史。因此我和你們一樣，會反對國民教育，正因為官方的國民教育，就是只有當權者演繹的版本，結果學生就只會認識官方的版本，透過時間，當權者就可以擺脫施行暴行的責任。所以才說，拒絕遺忘便是抗爭的基本步。
對我而言，六四當晚究竟是去維園、去港大、去中大，是燭光集會抑或討論會，其實可以，去悼念也好、去反思香港人對六四的看法，這些主題都是好事，這只不過是方式而已，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忘記歷史。所以黃同學你說，不同意口號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對我來說都沒有問題，那就一起討論不是平反的話，我們應如何為六四死難者爭取公道，令他們和香港人當年爭取的目標可以一同實現吧！如果你不同意建設民主中國，而應先建設民主香港的話，那我們就討論一下如何在中國因素下建設民主香港吧！我認為這些都是有意義的討論。可是最近一些學生會及團體人士對悼念六四的人的批評，已經超越政治分析。
你說這是六四情意結，我更相信是在捍衛為我們帶來政治啟蒙的精神，是追求那個具有人性關懷、同理心、追求民主平等的社會，而非只為自利的精神，是讓我們從運動中見證香港從文化政治沙漠，建立共同體的時代。
相信你在網上都已看到不少資料講及六四的本土性，當年上水有二萬人遊行、沙田有五萬人遊行並在沙田中央公園豎立民主女神像，荃葵離島、就算遠至大嶼山也有發起聲援行動，今次「沙（田）支聯」仍然是支聯會義工之一，這些遍及十八區的罷市、社區遊行，與及後來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確立香港作為中國異議基地的角色，凡此又豈能以恐懼一詞簡化概括呢。
今天，你或許都對內地人印象不好，但當年的北京人民，卻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而付出生命，當年的市民甚至在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時，包圍保護學生；就算現在，我們仍見到許多維權人士為中國民主前仆後繼，這種犧牲和堅持的情操，不就是我們達致理想社會的人性基礎嗎？
不知道黃同學你的政治啟蒙是那時開始，是因為那種情感驅使你投入公共生活，這種對理想社會的犧牲和堅持，就是給予我力量。
不知道你決定明晚會選擇到那裡都可以，只希望你心中記起1989年五月陽光之下，中港人民如何努力追求理想，追念那些死去的人們，拒絕遺忘，那就好了。
祝安
葉寶琳
PS 或許您也知道，你那個學生會內閣星火，和內地六十年代的一份雜誌同名。那是一本於1960年被中共指為右派的青年所創辦的雜誌，他們創辦雜誌時和你年紀相若，改名星火都是為了呼喚良知。雖然你們活在不同時空，希望你們能擁有同樣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