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這種經濟增長事實上也建立在浮沙之上，只消輕風一吹，即告幻滅。無論是自由行也好，CEPA 也好，都離不開一種人為製造的制度上的裂縫。自由行﹙特別是水貨客﹚建基在中國的高關稅政策，以及內地市民對於食品用品安全的惶恐之上；而CEPA 則只有在改革開放仍未成熟，香港與內地的技術經驗差距足夠大的時候才是發展的機會。如果放鬆監管和與世界接軌依舊是中國發展的方向，這些源於制度或技術上的障礙將必然會一一被清除，這亦代表香港終有一天要從這種依賴裏醒過來。
諷刺的是，口裏說著「中國好 香港好」的，往往就是在兩種制度之間套利的一群人，而且他們也正在聲嘶力竭地要求維持並延續這個能讓其獲利的狀況。所謂的套利行為之所以變得可能，必然建基於某種不平等之上。股票市場上，那是資訊上的不平等；而中國與香港之間的則是制度上的不平等。即使不是以中國人的身份思考，單單一個普世平等的原則已經足以成為消弭這種不平等的動力，何以愛國前愛國後的商人可以以此自肥而不知恥？
當市面上的投資產品都依例加進了投資「可升可跌」的字句，並不斷重覆過去的回報率並非未來表現的依據，我們為何可以相信過去香港發展的軌跡可以在未來重覆一遍？即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快速，也不代表香港仍然可以享有同樣不合比例的回報。比起今天，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香港發展的前提在於一個更大的制度差異。由日本侵華、國共內戰、共產中國成立到冷戰中的四個十年，通通都是形成香港那獨一無二的地理優勢的原因，而這正是徐承恩在鬱躁的城邦一書中不斷強調的「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再加上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既將資金與人材都推到香港，更奪去了一整代中國的知識階層，才令香港擁有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發展空間。由這些歷史因素中抽離，而誤以為過去的成功可以複製，未免是自我陶醉在幻覺之中。說到底，今天香港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緩慢，其實也只是另一種的回歸常態，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是香港需要地理位置外的另一立足之處，而多元的經濟發展正是找回我們優勢所在的出發點。
過去的經驗往往會誤導了我們，正如年長一輩的所謂「成功經驗」又或是置業必勝的理論，其實都有其特定的客觀條件作為前提，而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認清歷史，才能正確的理解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挑戰。兩個月後就是曾經作為汽車業重鎮的底特律宣告破產的兩周年，或許也是一聲叫某部份香港人面對現實的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