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9年前，我還是個很多竅都沒開的大學畢業生，和今天的我比起來，心智上感覺完全是兩個人。一切的變化大約都是始於8年前我第一次去維園的燭光晚會。
那一晚我整個人的神經都是緊繃的，一邊擔心著會不會被國安記錄在案，一邊對所見所聞進行著艱難的信息處理，一邊又對自己條件反射般的各種內心活動感到訝異。有許多關於六四的事情，我是在當晚第一次了解到，因為教科書上關於六四，只以「89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幾個字一筆帶過，沒有任何進一步描述。但我很驚訝地發現，當這些信息進入我的認知時，我本能的情緒反應竟然是牴觸的、反感的。這讓我感到相當困惑，因為這種牴觸情緒顯然不是基於我知道更多更深入的、足以反駁這些信息的真相，而是像無根之水無本之木，憑空就在我的意識中就出現了。當我追溯這種情緒的源頭，那裡竟是空無一物。我不能接受有一種毫無根據的情緒暗藏在我腦海深處，這讓我有一種異化的感覺。於是我便開始尋找各種資料來填補認知上的空白，同時仔細地審視自己各種反應，將那些沒有事實根據的情緒反應都篩選出來逐個觀察。
這個過程其實很辛苦，充滿了各種自我否定和重塑，我總覺得就好像武俠片中那些運功將毒素迫出體外的情節，必有一段時間口唇發黑飆曬冷汗，然後當你以為已經成功去毒，久不久又有殘毒會發作一下，要再運功迫毒。至少經歷了兩年的時間，我腦中的世界才重新穩定下來，短路和堵塞的部分都被仔細疏通接駁，呈現新的格局和運作方式。
昨晚的維園悼念之後，有許多感慨，也激起許多回憶，以上片段便是其中之一。
其實今年的燭光晚會並無甚特別，要說特別，也只能說有個別環節特別令人汗顏。但是看著錄影畫面中被捕維權律師家屬的自述，還有各種被壓迫者的事件記錄，我回想起這些年來，關於六四的內心觸動和流下的眼淚，都是因為被壓迫者的經歷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脆弱。這脆弱源自我個人的生命體驗，在我生命中體驗過的無助、不公義、被傷害、以及我對別人的傷害⋯⋯它們與其他被壓迫者的生命體驗在此刻交織了、共鳴了、碰撞了。雖然我並不認識那個螢幕上說話的身影，但我自然就為他/她的遭遇嘆息流淚，因為我們的生命體驗是可以相通的，而這種相通可以跨越許多邊界，無論是客觀如地理、時間的邊界，還是建構如民族、信仰的邊界。
我自問從沒有哪一次的眼淚是源自民族國家情懷。相反這8年來我對於家、國、族的身份意識不斷地淡化，哪怕「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也沒有激起哪怕一點愛國之心。作為一個家庭成員分別來自廣東、上海、山東的人，作為一個從小就體驗著各種地域身份張力的人，作為一個在上海、深圳、香港三地生活過的人，我一直沒有太特定的身份認同，也對身份政治一向不看好。一直遊走在身份邊界的人更容易看見身份政治是如何區隔了原本相通的生命體驗，而失去與他者生命的相通又如何令人冰涼了人性、遺失了仁慈、黯淡了心智。以生命經驗的互通取代身份政治的不斷分化才是我的信念，因為我真正經驗過這種跨越邊界的互通對生命的影響，正如開頭所憶述那樣。（注：當然，一味以相通性壓制特殊性是另一種極端，不過這是題外話，就不在此贅述了）
昨晚看到一位朋友在面書分享Judith Butler在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中的一段摘錄，覺得非常契合心中所感，甚為觸動。這位偉大的學者說「...it is not that mourning is the goal of politics, but that without the capacity to mourn, we lose that keener sense of life we need in order to oppose violence.」難道這不是對六四悼念爭論的最一針見血的總結嗎？不論對苦難者的悼念以什麼方式、以什麼身份和視角，悼念都可以有超越這些介質的意義，那就是對他者生命經驗的感知，對生命尊嚴的確認，對生命遭遇的悲憫，以及對生命意義的再思。然而，人常在對抗孤獨的路上步向更深的孤獨，也常在反抗暴力的路上成為暴力的化身。
當我們失去與苦難者同哭、與被壓迫者同行的能力，失去對各種生命遭遇的憐憫和體悟——無論是因為狹隘的民族認同，還是因為空洞的形式主義；是因為政治的鬥爭角力，還是因為傳統的故步自封——我們還剩下什麼可以用來對抗那已經、或將要施諸我們身上的暴力與壓迫呢？沒有成為暴力和壓迫的一份子恐怕已算是萬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