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六四，是必要的。假如某天父母離開我，我不能說因為悼念他們不會讓他們復生就不去悼念，正如每年4.1及9.12都會緬懷哥哥一樣。
當然，悼念有很多種方式。有人出席不同的晚會，有朋友出席詩聚，有人用唱，有人用寫，有人做街頭畫劇，有人踏單車，我們用不著否定別人悼念的方式，急於堆疊自己的道德高地。
我在街上看到不同的街站，甚至還遇上在派「雷動計劃」的宣傳單張的老頂，(我遇到她時的意外令我無法不對著她喪笑，欣賞她不只教，更著實的做)，是為什麼這些人在這裡出現？也許就是群眾的力量。大家知道有人聚集，知道有群眾的工作可以做，不論什麼門派，都往這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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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爭論似乎是無謂的。建設甚麼都不會是一夜悼念而成，不會是一天而成，甚至不會是廿七年就成事，因為建設甚麼從來都不可以是指望某一群人，建設甚麼從來都是靠著群眾才成事。
而要得群眾支持，背後就有很多細緻而具體的操作，並非樹立小眾、鮮明、表面激進的旗幟，甚或是不問事情本質好壞的破格、推倒就可成事，這讓我想起Gramsci所說的hegemony。
我不認為某些高遠的目標可以一蹴而就、畢其功於一役，甚至有些高遠得不可能，但這並不讓我否定高遠的目標在我們生活中、心裡頭的意義，因為這些目標的而且確提升了瑣碎的生活，尋回人的可能性以及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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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也不等同我們在日常不做實事，出席支聯會的悼念晚會，也不等同完全認同主辦單位所做的一切，以及其一切口號。
只是，我知道在這個傳統裡，維園依然是最能聚集群眾之地，而我認為，縱使悼念有很多方式，這種悼念的立場還是要被展示出來，甚至是需要被一同公開地彰顯出來，才能成為一種與強權壁壘分明的態度。再進一步，就是我認為還有空間體認香港人的團結 (縱使只是在生活、觀念、價值各個範疇的其中一個點)，特別是在這個風雨飄搖、犬儒的亂世裡，我都應該把守支持。
這種有關展示立場的重要性，是因為去年一段小插曲才有所體會。去年與學生參加了<城市論壇>，期間討論偏離主題，又提及嶺大的粗口歌事件等，於是在場唯一的學校就成了眾矢之的，我被迫發言，雖然明白瞬間不能釐清我所有觀點，但有點怒氣的我又不能拒絕發言，當刻我只能草草表示對某一方的認同，後來有家長誤會而致電來校或有同學覺得我未釐清觀點，我回想起來，才看清楚自己當刻的決定不過是想要表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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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精神本來可貴，當中展現知識份子的覺醒與道德責任更是在這些年頭絕無僅有的，哪怕是學生、記者、左報以及當年的梁美芬。或者我只能說，人的質素差了壞了。「我們從未愚蠢得以為每年來維園六四，六四民運便能得以自動平反，更不會奢望萬千燭光會感動中共。」這是陳清華(89學聯成員)於六四晚會所說的。但在今年財大氣粗的中國跟前，我們還是得靠眾人的力量才能讓世界知道中國近代的不光采不被遺忘，也將不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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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是好像沒有遇過跟我談及六四的老師。六四於我是甚麼呢？每年都是趕課程的時候，不過今年也要拿來學期尾最後一課的五分鐘，雖然在上一秒還是格格不入的在研究公共衛生一課所提到的健美男，然後下一秒旋即tune個認真mode，禁不住說說安徒老師的文章《先做人，再做香港人》，又順便sell sell六四的書。
六四的維園，清風送爽，我並不喜歡口號，這無關口號的內容，而是口號的本質。
看著點點燭光，後來者「問人借火」才是我最喜歡目睹的環節，因為正正是最形象化的體現薪火相傳。
接過<中大學生報>，六四的專題做了廿七年，還是有話可說、有話要說，因為我也相信歷史在變化萬千的時代裡依然有不同的扣連與意義。
維園，這個地方，無論有沒有支聯會都不失其意義，從1971年的保釣示威、1973年的反貪示威、1978年的金禧事件、1982年的918民眾大會、1987年爭取八八直選、1980年開始的城市論壇，乃至近十多年的7.1起點，它必然也一直是港人的抗爭場所。
這是我為什麼還是在維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