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到何韻詩到今天還會成為引起公關危機的主角。由傘運開始，她與黃耀明便與一種屬於香港本土的民主自由觀念緊緊相連，無論是邀請其作為嘉賓又或者代言人，都無法完全脫離當中所蘊含的政治取態。LANCÔME 既然選擇何韻詩合作，就沒有理由會推測不到大陸網民的激烈反應，其後的一紙公告更可以看出其事前的毫無準備。最後結果當然是兩面不討好，卻也是自討苦吃。
可以預見，這次並不會是單一事件，即使其他公司的公關不會重蹈覆轍，也只代表了他們由最初的決定便已變得小心翼翼，避免一切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當然也包括拒絕與所有政治敏感的機構或人士的合作。這和兩年前報紙廣告被取消，或是周子瑜事件一樣，其實都只是大陸如何以其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壓力的手段。
比起用軍事實力威懾對手，這樣的方法文明多了，亦有著更多可供操作以反抗的空間。事實上，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在人類社會中的另一重要角色正是以商業競賽取代荷槍實彈的戰爭，既要大國崛起，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敵意，這也自然是擁抱資本主義的中共的最佳選擇。相對來說，除了同樣以經濟手段回應外，其實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Ayn Rand 曾經大力提倡資本主義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並指出前者為人民自由的基石，畢竟如果連自身的財產都不能隨意支配，生存條件自然變得被動，亦等於淘空了其他思想和人身自由的基礎。而民主社會和市場經濟其實亦有其共通點，兩者都相信選擇的權利屬於每一個人，而非一個中央集權的機構所應決定，只是前者以每一個人為單位，而後者的權利則由財富的多寡所決定。
到底是一人一票，還是由出資多寡決定權利的分配比較公平，不同的人可以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但無論如何，如果你相信你手上的一票可以對社會有所改變的話，就更應相信你每個購物的決定其實都影響著商業機構的發展路向。2007年當主研環境政策的教授Dara O’Rourke 創辦美國網站GoodGuide.com 時也是抱著相同的理念，既然商業機構是為了利潤而存在，要影響其行為最好的辦法必然是從利潤的來源，亦即顧客出發。透過分析每一件產品對健康，環境以及社會的影響，GoodGuide 會提供三個分數，以讓消費者跟從自己的價值觀去選擇相對應的產品，而這亦會隨之而提高或降低產品的銷售量而引導著企業走向大眾所冀望的方向。這個過程和民主社會其實同出一轍，面對著每次選舉的來臨，我們不也是相信只有透明度高的候選人資訊和政綱，與及其在各傳媒上對於社會議題的辯論，才能令選民作出明智而又有充分依據的選擇？既然如此，是不是也只有同樣辦法才能建構一個和普世價值相配合的市場？
只有當香港人證明了一個品牌的政治取態原來也能有正面的影響，才會吸引到更多的公司選擇為我們的核心價值發聲，而非屈服於大陸的政治利益之下。這樣的市場生態，依賴每一個關心政治的香港人在下決定之前想一下該決定背後的影響，而非單從價錢及產品質素去選擇貨品。外部性 - Externality 是市場經濟無法反映的元素，而當中包括的不僅僅是政治影響，也有環境，保育，長期健康以及對勞動階層的剝削等考量。自由民主當然是作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基礎，但另一個前提則是每個公民都努力作出獨立而又理性的決定，這是伴隨著權利而來的必然責任，即使小至一個簡單的購物決定也不例外。
參考書目:
Ayn Rand, 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Daniel Goleman, Ecologic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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