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月前，「文化大革命」還是個熱門話題，許多中國媒體同行和知識界的朋友都正磨拳擦掌，打算好好藉着這週年紀念的日子去翻一翻埋在石頭底下的記憶。不料用不着一個月，一切便偃旗息鼓，回到了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的正常狀態。原來上頭見到勢頭不對，深恐「反思過烈」，會連帶傷及「黨的合法性」，一連針對不同類型的媒體下了好幾道禁令，例如「不可炒作文革的負面性」，甚至「不准使用『文革五十週年』之類的提法」（這是今年目前為止我聽過第二荒謬的禁令。排名第一的是本書被下架的原因：『全書大談中國社會底層現狀，但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底層』）。
難怪前陣子有位年輕人在街頭被媒體問到「文革當中有沒有什麼事是你特別不能接受」的時候，居然給出了「南京大屠殺」這個答案。當然，這篇流傳甚廣的街訪報道也沒活多久，就跟文革記憶一樣，遭到屠殺，然後埋進「偉大復興」背後的歷史垃圾堆裏。
上星期，恩師關子尹先生榮休，老師講座之後，和我們一眾弟子聚餐，席間不知怎的就提起了我在大陸的見聞，尤其是近日圍繞文革爆發五十週年的種種是非。在老師面前，我像二十幾年前一樣說話，沒有保留，直言今日之虛無，正是這類遺忘工程的後果。我想同門學友自然也和當年一樣，該要檢驗一下這個判斷的論證是否得當。見我態度這麼激烈，其中一位師弟便有些保留地說：「其實關於文革，還有很多不同的講法，以後有機會再好好談」。我鼓勵他有話最好馬上就講，反正大家討論從不囉嗦。然後他稍為迂迴地說：「我有些印度朋友曾經告訴我，現在印度的民主政治和經濟發展之所以不如理想，就是欠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真巧，同樣的說法恰好我也聽過，它的邏輯無非是種性制度等印度傳統的糟粕拖住了印度的後腿，如果他們當年也搞一次「靈魂深處鬧起的革命」，打破既有禮俗規範，也許現在的情況就會好很多了。然後我們幾個人就開始批評這種意見在方法上的粗糙：比較研究必須具體看待兩個社會的實際情況，不能抽空背景；「假想式」（What if）的歷史推論應該要考慮很多其他條件，才可建立被關注的關鍵元素的周邊環境……
那天晚上回家之後，我還是放不下這個問題，對着書桌熬到了清晨。我想起過去十年以來見聞過的文革討論，這類「文革另一面」的研究實在是看過太多太多，甚至自己也曾引述，以說明文革並非一般人心目中的一場「浩劫」那麼簡單。可是在我看來，這類研究帶來的最大困擾還不是它們的方法與論證是否謹嚴，也不是它們的資料是否全面，甚至不是它們本身有任何問題；而是它們被提出的環境和脈絡。就像那天晚上，我本來在談的是文革對中國倫理生活的破壞，是文革做為一場政治運動的道理評價問題；但我的學友卻試着告訴我，沒有文革，也許我們的傳統會害了我們在發展道上的宏圖大計。就是這樣，幾乎每回我聽人提起「文革的另一面」，都是在別人正談着道德問題的時候。
於是兩種完全不同層次不同論域的東西就被混進了同一平面，成了毛澤東式辯證法的「凡事要一分為二」；不能只注意文革的缺點，還要看到它的「積極面」。你說文革冤死了多少人，就一定有人會告訴你文革發動了多少草根平民的政治「能動性」；你說文革怎樣破壞了人倫關係，就一定有人反駁說它同時還打破了官僚機器的惰性。
再這麼討論下去，我們是否還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件好事呢？因為美國的婦女就業率在戰時暴增，有助於戰後女權的伸張。因為國民黨政權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八年戰事又使得許多國軍厭戰，有助於共產黨的崛起，新中國的誕生。因為歐洲殖民帝國元氣盡喪，亞非許多地方終於有了擺脫宰制的機會，有助於它們後來幾十年的獨立建國。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太過駭人聽聞，使得舉世同情這支受苦受難的民族，有助於他們終於回到盼想了一千九百多年的以色列。所以中國人就不該再沒完沒了地跑去拍那些抗日神劇，反而要感謝當年的皇軍？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要再日夜念叨着幾十年前的苦難，反而要看到希特勒狂想的「積極面」？
我可以一直這麼數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面」，而且保證它們的數量和花樣要比文革的「另一面」還多。但如果我們的關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德屬性，我們的問題是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這場戰爭的道理責任的話，那些數之不盡的「另一面」算是好答案嗎？
責任和道德，正是今日我們關心文革的主要重點。出於學術興趣，我不介意人家發掘文革的「積極面」，我只介意這些說法被人用作混淆視聽的工具，形成文革也得分成「正反兩面來看」的犬儒史觀。為什麼當局不想大家「炒作文革的負面性」？恐怕不是要當局把文革徹底重新描成白臉，好來第二次文革；它就是擔心大家太過認真地追究道德和責任的問題，它只想大家關注史事的作用，最好還是積極的作用，好比近日香港關於六四的爭議，你出於道德原因追念歷史事件，他卻關心紀念的「用處」。犬儒的百姓，是最好的順民。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