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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人權報告──梁振英任內 香港人權大倒退

人權報告──梁振英任內 香港人權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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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特首梁振英上任四年以來,香港人權狀況大倒退。 民間人權陣線人權組以聯合國兩條人權公約為基礎,檢視梁振英上任四年香港的各個重大議題。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是普世人權價值,當中包括香港人關心的人權議題: 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人身自由 ;到弱勢社群受歧視 ;以及貧窮問題、勞工權益與退休保障、居住、食物、醫療、教育保障等等。香港作為富裕的已發展地區,眾多人權議題卻不單止沒有進步,在梁振英任特首期間更見倒退,以至香港在多項人權狀況遠遠落後。 例如對長者退休後的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及弱勢社群免受歧視的權利等,都不能達至其他發達地區的標準。更甚者是,梁振英為首的香港政府管治下,更主動做出侵害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政治權利、人身自由的舉措。

為保障香港的人權免於再受侵蝕,我們要求梁振英立即問責下台,以民主選舉讓香港人重新選出特首人選,令香港重新回到人權、法治的正軌。

新聞自由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九條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子)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丑)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無國界記者報告

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5月發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58位下跌至61位,與2002的第18位比較,十二年來香港新聞自由暴跌,排名低於台灣、南韓、南非、羅馬尼亞等國家。報告指出,近年中國經濟崛起,加強了對香港、澳門及台灣傳媒的影響力,正危及三地的新聞自由;特別是香港,中國政府正透過中聯辦壓制媒體多元的聲音。

新聞工作者被毆打或滋擾

2013年香港連續發生針對傳媒的暴力事件,主要有:2013年6月3日《陽光時務周刊》負責人陳平晚上下班步出雜誌社後,遭兩名蒙面男子用棍襲擊頭、手、胸部而倒地。同年6月19日,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位於何文田的大宅,凌晨遭兇徒撞閘刑毀,並留下開山刀及斧頭恐嚇。7月30日,中原地產老闆及《am730》創辦人施永青,駕私家車上班時,遭兩名歹徒駕私家車截停及持鐵鎚狂敲車窗玻璃,施永青受傷;有評論指選擇警告的日期730,正是他創辦的免費報紙名稱,顯示與報章可能與他的專欄言論有關。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2014年在金鐘佔領區被擲動物內臟,兩名佔中糾察阻止施襲者離開時遇襲受傷。黎智英的住宅,以及蘋果大廈甚至黎個人,過去已經遭到不下10次的施襲,其中一次更曾遭到燃燒彈襲擊,反映兇徒視香港法律如無物,為所欲為。

2014年2月26日上午,劉進圖在港島西灣河街上被斬六刀,兩刀背部,四刀腿部,經動手術搶救後才脫險,需要長時間的治療復健。

香港記者協會於2015年的3月記者會表示。在79日佔領運動期間,紀錄了至少30宗記者遇襲個案,施襲者有市民,也有執法人員。最令人憤怒的例子,莫過於「藍絲帶運動」於2014年10月在尖沙咀的活動中,有四名記者在採訪過程中受阻及受襲。可是,於2015年4月,警方卻宣佈因為在該案中找不到涉案人士或證據不足,不會進行刑事起訴。事實上,當日反佔領人士眾目睽睽毆打記者,有大量照片印證,警方仍然以證據不足為理由不予以起訴,令人相信警方是選擇性執法。
年初一旺角事件期間,配戴記者證的明報記者被現場警員用盾牌制服,並遭警棍打後腦及起腳踢。記者當時被毆打約十五秒,導致後腦流血,手指擦損及背脊有瘀傷。

大學報刊被拒進入傳媒採訪區

今年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當日,大專院校學生記者及網媒記者均不獲准進入新聞中心的採訪區,當天政府新聞處不僅拒絕讓兩本刊物的記者進入傳媒採訪區,同時拒絕了其他大專新聞系學生媒體。新聞處指專上院校所辦的新聞刊物及電子新聞媒體並非大眾新聞傳媒機構,而其學生記者亦非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中大實習刊物《Varsity》總編輯及浸大實習刊物《新報人》副總編輯認為新聞處的決定是不合理及違憲的,剝奪記者的採訪權利,嚴重侵犯《基本法》所賦予的新聞自由。兩報其後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推翻有關做法。

政府拒絕立《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

《檔案法》強制政府官員保存、管理、公開對社會政策及民生具影力的公共檔案,《資訊自由法》則保障市民獲取政府資訊的權利,兩者關係密切,早已成為國際社會落實民主參與,讓公民了解決策,保障公民權利,實踐新聞及資訊自由的重要手段。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2011年通過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有關表達自由的意見中訂明,國家須立法保障市民可以獲取資訊的程序,例如訂定資訊自由法。梁振英上台前曾承諾推動《資訊自由法》立法,但上任後隻字不提。現時全球70多個國家和地區經已制訂資訊自由法,把資訊自由視為憲法權利。香港乃兩岸四地唯一沒有實行的地方。

政府拒絕設立《檔案法》及《資訊自由法》,令新聞自由不斷倒退,而政府官員在網上發表網誌代替記者會,亦有迴避傳媒監察之嫌。市民、記者及學者只能藉《公開資料守則》向公營機構及政府部門索取資料。但守則早已被批評無用,漏洞百出,政府部門輕易用不同借口拒絕提供資料,如涉及第三者私隱和沒有相關資料。

申訴專員黎年於2014年4月發表一份《主動調查報告》,批評政府欠公開透明,沿用多年《公開資料守則》沒法律約束力,甚至被個別政府部門用作擋箭牌。黎專員在報告中指出,《公開資料守則》沒有法律約束力,不如實執行也不會受罰,他促請政府制訂《資訊自由法》,保障公眾知情權。

梁振英打壓壹週刊採訪梁頌昕

2016年4月,特首梁振英點名譴責《壹週刊》滋擾其就讀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女兒梁頌昕。他批評《壹週刊》不應該在校園滋擾,認為事件需要譴責。《壹週刊》發聲明回應,指兩名記者並無滋擾梁頌昕或史丹福大學其他人士,只是針對涉及公眾利益的「行李門」事件,向事件當事人進行採訪,履行記者責任,並對口口聲聲尊重新聞自由的梁振英打壓記者採訪工作表示憤怒。

梁振英發律司信給《信報》警告練乙錚文章涉及誹謗

就《信報》於2016年1月練乙錚《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文章,梁振英發律師信要求收回言論並道歉,他認為該文章指他涉黑,指控嚴重,不得不嚴肅處理。《信報》總編輯陳景祥表示,對梁振英提出撤回文章及不希望再有類似言論的要求,感到震驚。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趙應春表示,從政者不應假設採取法律行動可令傳媒「收聲」,這樣要承受政治後果。

警察截停記者採訪吳克檢

2015年12月,《蘋果日報》兩名記者在中區追訪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突然有數名便衣警員上前截查,並以涉嫌「遊蕩罪」帶返警署扣查,致未能繼續履行職責。期間雖然記者已即時出示記者證,但探員沒理會,更一度拒絕讓記者致電通知上司,將記者帶返警署扣查個半小時。

警方其後改口表示,只是邀請記者協助調查,兩名記者錄取口供,被扣查個半小時後才離開。有關事件是不合理地阻礙新聞採訪,侵犯新聞自由。而事件令人擔心警方日後可濫用遊蕩罪,作為中止記者工作的手段。若記者當時正收集揭發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等新聞材料,警方此舉將嚴重損害公眾知情權,損害公眾利益
言論自由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九條
一. 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 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 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子)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丑)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不誠實使用電腦

政府於1993年於《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增訂第161條「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的罪行,當時保安司在立法會表明有關條例是針對「進入電腦以進行犯罪前的準備工作」,尤其針對商業罪行。然而,從近年的例子我們可以見到警方卻利用161條「以言入罪」,例如網上組織「調理農務蘭花系」成員馬健賢因在個人 Facebook 專頁留言指專欄作家屈穎妍一家「應當滅門」,以及人民力量譚得志因於Facebook戲稱於楊光出殯時放置「土製菠蘿」,兩者同樣被警方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在佔領初期的短短時間,警方亦同樣以161條拘捕了13名人士,包括呼籲市民到旺角參與佔領同樣被捕。

網絡廿三條

2014年,政府再向立法會提交《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有關條例草案是基於2011年未及審議的修訂版本上再作調整,然而2014年的修訂仍然無法有效保障網上二次創作的權利,被民間稱為「網絡廿三條」。2014年的修訂雖然為網民創作提供了「戲仿」、「諷刺」、「滑稽」及「模仿」四個目的範疇作豁免,然而有關豁免過為狹窄。審議期間便發生了特首梁振英在經民聯的晚宴上翻唱Beyond《喜歡你》而被批評違反《版權條例》。

最終,在泛民的「拉布」之下,迫使有關審議最終擱置。

梁振英批評《香港民族論》

2015年,特首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由香港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學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論》,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基本法》第27條賦予香港居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市民是有權就香港前途或現況發表各自的意見、主張。梁振英的有關做法,實在是嚴重侵害了市民的言論自由。

種族歧視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十條
三. 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兒童及青年應有保障,免受經濟及社會剝削。

拒收港人內地配偶於公立醫院分娩

政府當局一直以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作為擋箭牌,拖延處理「港人內地配偶」在公立醫院的分娩權利, 令一眾中港家庭承受極大的經濟壓力。

梁振英自2012年宣佈2013年1月1日起實施「零雙非」政策,連帶「港人內地配偶」也受無辜牽連,無法預約公立醫院分娩床位。雖然港人內地配偶可以到本港私家醫院分娩,但部分父母負擔不來私家醫院的昂貴收費(收費由5萬元至8萬元),唯有讓嬰兒在內地出生,之後再申請單程證來港。

政府無視眾多基層「中港家庭」難以負擔私家醫院高昂收費的事實,只容許她們在私家醫院分娩的政策,令人懷疑政府為私家醫院拉生意,有「官商勾結」之嫌。

攻擊在港酷刑聲請者及聲言退出《酷刑公約》

1992年通過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適用於香港。據入境處的數據顯示,2009年至今已完成5,600宗酷刑聲請,成功個案只有25宗,即不到1%。香港對於尋求庇護者一直沒有政治上的保障,也缺乏收容和安置的機制,審批過程冗長並且不成熟,導致多數尋求避護者被長期滯留在此。然而,梁振英今年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竟然表示,在處理難民引用《禁止酷刑公約》提出免遣返聲請時,如有需要會考慮退出《公約》,有關言論令公眾嘩然。

政府放風退出公約之舉實為香港人權大倒退,特別在警權肆虐、政治打壓充斥之時代,只會進一步削弱對香港市民的保障。而特首的建議,只是「斬腳趾避沙蟲」,不單沒有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且將責任推向難民聲請者,迴避國際責任。梁振英的言論,足見其對人權的漠視,甚至意圖削弱對香港市民的人權及人身安全保障。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於本月11日在立法會再次表示,會研究設立禁閉營的法律問題,我們認為是無必要及可恥的做法。一旦有社會問題未有解決,就提出此等消極和種族歧視的方式去處理,在世界各地實屬罕見,亦無視酷刑聲稱者應有的權利和人身自由。

公營教育制度中的實質種族隔離現象

「指定學校」指2013-14學年前,接受教育局每年提供的經常津貼、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小學及中學。「指定學校」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少數族裔。在2012-13年度,最少有九間公立或資助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比例超過九成。儘管政府在2013-14年除去「指定學校」的名稱,並改變了資助模式,但並沒有積極採取有效措施以解決少數族裔學生過度集中於部份學校的問題,以致前「指定學校」仍存在實質的種族隔離現象。「指定學校」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教授比主流課程較淺的中文,校内缺乏中文語境,難以讓少數族裔學童達到本地中文水準的要求,融入主流社會。融樂會懇請政府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公營教育制度中的實質種族隔離現象。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政策

香港主流學校的中文課程主要為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而設。中文並非少數族裔學生的母語,因此很多少數族裔學生都跟不上中文課程的進度。另外,由於大部分資助學校都使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而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能力偏低,往往拖累他們在其他學科的表現,從而影響了少數族裔學生的升學及就業機會。雖然2014年施政報告宣佈落實「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以協助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但架構只把主流中文學習目標拆成小步子,沒有提供中文爲第二語言的教學課程和指引。我們促請政府制定一套有明確政策目標、計劃內容、成效指標,有效監察和評估機制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政策。

修訂《種族歧視條例》

《種族歧視條例》於2009年生效,但條例至今仍存在嚴重漏洞。其中包括:

• 未有訂明政府在職能表現或權力行使時作出種族歧視即屬違法;
• 無保障免受基於國籍、公民身份或居民身份的歧視;
• 教育機構並不需要為任何種族群體的人在授課語言上作出變更或作出不同安排。

例子:涉及六年前一個十一歲香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永久性居民控告香港警務處違反《種族歧視條例》的民事訴訟。Mr. Arjun SINGH控告警方種族歧視;因為《種族歧視條例》未有包含「政府權力的行使」,控方只能以第27條在提供貨品、設施或服務方面的歧視控告警方未有向他提供平等的警察服務。區域法院於2016年5月30日宣布判決,裁定警方調查及拘捕行動不屬於「服務」,因此被告沒有違反條例。

平等機會委員會最近的歧視條例檢討報告亦提出相同修例建議,我們促請政府儘快修訂《種族歧視條例》,解決上述問題。

性別歧視及性傾向歧視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二條
二.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保證人人行使本公約所載之各種權利,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而受歧視。

第三條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

第七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
(子)所有工作者之報酬使其最低限度均能:
(一)獲得公允之工資,工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不得有任何區別,尤須保證婦女之工作條件不得次於男子,且應同工同酬;

女示威者被判以胸襲警

2015年3月1日,四名在參與元朗反水貨客示威的市民被警方以「襲警及阻差辦公」被拘捕。當中一名女示威者吳麗英於被捕期間曾呼叫及投訴被非禮,但警方卻拘捕及反控告其以胸部襲警,並被判罪成立,入獄3個月15天。民間團體不滿警方未有認真處理性暴力、性騷擾事件,反而拘捕並檢控女示威者,有違常理,亦是濫捕濫告及打壓表達自由。 令人憂慮性暴力受害者在舉報時面對及承受更大心理壓力而害怕報警及求助,變相縱容性暴力案件。

黎棟國「酒後強姦論」

2013年5月,時任保安局局長的黎棟國就強姦案的比率激升(增加了59.1%)作出回應,指「奉勸女性飲小D酒」,引來本地團體以及外國媒體的批評,指其將性侵害、性騷擾的責任推卸給受害女性,歸疚於女性的衣著、打扮,夜歸、流連酒吧等作為解釋性侵害,而非將責任指算侵害者,以及檢視作為執法者的責任;相關言論更似乎有將執法機關責任推卸之嫌。面對罪行上升,身為保安局局長,應先檢討執法及預防罪行的手法,推卸責任,而且是推至受害者身上令其受二度傷害,是非常要不得之行徑。

消防員遭性侵事件

2015年10月,傳出有消防員遭同僚集體性侵:一名消防新丁被多名同僚強行脫去褲子手淫;另一名消防員亦被強行按壓並把忌廉蛋糕塞入他肛門的位置,待著職權向資歷較淺者(弱者),以性暴力方式進行支配和制服的行為以展示權力。 政府作為僱主,一如其他僱主,有責任確保其僱員(公務員)於工作環境中免受性暴力或性騷擾的威脅,而事件最後只是把涉事的1名隊目及7名消防員調職,以及作出調查,亦反映政府忽略了其嚴重性及可引致的後果。同時,前線人員的性別敏感度不足,政府應加強相關的訓練和培訓。

平機會新主席/歧視條例修訂諮詢

前平機會主席周一嶽不獲續約,任期於2016年3月底屆滿,由陳章明接任;遴選新主席過程不透明,完全沒有諮詢民間團體意見;而遴選委員會成員由特首委員,完全違背《巴黎原則》有關獨立於政府機關,以及需具廣泛代表性和多元的要求;加上陳章明對各項議題似乎不熟書,其能否勝任主席一職,一直令人質疑。

而周一嶽卸任前兩天,向政府提交「歧視條例檢討」報告,就現行四條歧視法例的公眾和團體諮詢結果整合提出修訂建議,包括建議修訂《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保障婦女放產假後可重返工作崗位,以及禁止對餵哺母乳的婦女作出直接或間接的歧視行為;亦建議將現時的反歧視條例合併為單一反歧視條例。將現行4條條例合併為一的好處,不但能夠理順歧視保障的條文,劃一保障範圍讓公眾更易使用,更能回應社會多方歧視的複雜性。可惜陳章明上任後,有關議建未見具體落實。

全民退休保障無視照顧者的付出

政府於2015年底開展全民退休保障諮詢,諮詢文件不斷強調人口老化或會對政府所造成的負擔,以片面的手法展視以圖引導討論;然而諮詢文件亦欠性別視角;包括無視現時強積金制度未有將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計算在內,未能為家庭照顧者納入退休保障;亦無視現時兩性之間仍存有之「同工不同酬」、以及懷孕婦女仍然受到歧視的情況。諮詢文件亦無視只談及人口老化趨勢和撫養比例,完全沒有提及任何改善不同性別家庭角色,為家庭照顧者提支援,以及增加勞動力的措施 - 事實上現時托兒服務時間短,各區名額不均,名額亦不足,往往令身為家庭照顧者的婦女難以從事全職工作。

女性決策官員數字偏低

決策官員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本屆15位司局長中只有1位女性;行政會議14位非官守成員,只有5位女性; 立法會70位議員中,只有11位女性;政府亦完全無視鄉議局欠缺女性參與的問題。行政長官梁振英於施政報告指出,將委任女性加入政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比例提高至35% - 然而,此數字令人質疑,為何男女比例目標並非建基於人口數據而只是「35%」?

性工作者資料外泄 在網上公開

2016年4月,協助性工作者組織「紫藤」收到投訴,指一名在一樓一工作的性工作者發現她的個人資料被人放到互聯網,她嘗試向警方及私隱專員公署求助,但由於她沒有被勒索或恐嚇,她亦不認識在網上公開她資料的人,警方及私隱專員公署拒絕為她提供協助。

拖延《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

聯合國自1999年起,已連續多次要求香港政府履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的責任,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可惜,自梁振英上任以來,繼續以拖延方式拒絕為性小眾提供免受歧視的保障,在2013年的施政報告當中,以制定《性傾向歧視條法》富爭議性為由,拒絕舉行公眾諮詢,浪費了四年的時間。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2013年至2016年間成立了「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可惜「小組」只是拖延「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工具。「小組」在2015年12月31日公開小組報告,內容仍然拒絕就「性傾向歧視條例」進行公眾諮詢,只建議政府作進一步研究。最終有性小眾小組成員宣佈退出小組,而協助小組進行研究的學者亦以記招方式對小組報告表示不滿。

《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事實上並非如梁振英所言地「富爭議性」,自2012年起港大多次進行民調均顯示贊成立法保障性小眾免受歧視的市民高達六成。而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5年進行的《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研究報告》委託中文大學進行的民調亦顯示,高達55.7%市民支持立法。

委任對人權認知淺薄的「梁粉」任平機會主席

周一嶽醫生自2013年上任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在任期間,周一嶽醫生積極促進弱勢社群的平等機會,包括促成《性別歧視條例》的修訂,擴大性騷擾的保障範圍、成立少數族裔事務組,專注處理種族歧視問題、為現行四條反歧視條例檢討作公開諮詢、亦為推行《性傾向歧視條例》發起「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研究」。

可惜,有消息指因周一嶽發起「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研究」而引起政府的不滿,政府終在2015年9月公開招聘平機會主席,其後宣佈在2016年4月11日由陳章明接任平機會主席一職。

遴選委員會主席史美倫指陳章明視野清晰,是最適合人選,但陳章明未上任時,他的發言已盡顯出他對弱勢社群及人權的認知淺薄和態度保守,包括稱呼性小眾為「老同」、以為已有法例保障性小眾權利、贊成設置難民營等。此外,陳章明更被揭發涉及「國力事件」令人質疑其誠信和操守。

現時有7條適用於香港的國際人權公約,香港政府有責任履行《巴黎原則》在港設立「人權委員會」以確保有關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的實施情況。可惜,香港至今仍只有平等機會委員會,負責執行4條歧視條例,以極低限度保障香港人的人權狀況。而平機會是以獨立機構的方式運作,不應受到政府的干預,從撤換周一嶽醫生的事件,平機會的獨立性受到嚴重的衝擊。而目前不少法定機構紛紛由「梁粉」進駐,進一步令政府公信力瀕臨破產,再發揮不了監察和制衡政府的功能。

政府帶頭歧視性小眾

《家庭暴力條例》自2010年起落實修訂,擴大保障範圍至同性同居伴侶。但自2010年至今,社會福利署並未有足夠的措拖保障性小眾。據性小眾團體表示,不少面對家庭暴力的性小眾無法獲得適合的庇護服務,甚至屢受前線社工的歧視。性小眾組織為了改善有關情況,2015年2月22日正式申請加入「關注暴力工作小組」。

「關注暴力工作小組」的小組成員包括民間團體和不同與家庭暴力有關的政府部門,負責「研究本港的暴力問題,重點在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侶及性暴力問題」、

「策劃打擊問題的策略及方法,包括預防、公眾教育、宣傳及服務提供」及「研究現行的程序及指引,並就改善措施提出建議」等工作。既然《家庭暴力條例》自2010年起已保障同性同居伴侶,批准性小眾團體加入「關注暴力工作小組」亦是理所當然,在立法會年度的「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與會議員亦認為政府沒有理由拒絕性小眾團體的申請。

可惜,在性小眾團體及立法會議員的努力爭取之下,社會福利署、勞福局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仍然堅持拒絕性小眾團體的申請,拒絕理由包括:「獨立約見性小眾團體已足夠」、「性小眾團體眾多,難以讓所有性小眾團體加入工作小組」有關的做法和回應,明顯是帶頭歧視性小眾。
政治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十五條

一.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子)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丑)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寅)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人大831決定

人大常委會作出三項決定,指出能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只有提名委員會,當中人數、組成及委員的產生辦法乃以現行四大界別的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組成,而特首候選人須取得過半數提名才能競選特首,同時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2至3個候選人。

框架決定提名委員會組成依舊按照現行由1200人,四大界別組成的選舉委員會產生。全港370萬選民中只有約24萬人能參選成為提委會的委員。

出閘門檻也引起爭議。以往的行政長官選舉,沒有規定候選人數目,八分一提名即可入閘。現在人大831框架要求參選人須獲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才能成為候選人,而且最多只可有2至3個候選人,門檻比現時的八分一選委會委員提名為高。

顯然當中人大於2014年8 月31日的決定違反了聯合國列明的「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行政長官提名程序並不普及而平等,正是違反了此公約所規定的所規範的普選基礎。

功能組別千秋萬世

截至2015年,佔立法會議席幾近一半的傳統功能組別議席,當中包含的選民僅得23萬,當中部份議席產生辦法為團體票,部份以個人票,部分為兩者混合。功能組別聲稱存在意義在於職業代表制,卻未能全面包含香港各界的職業。再者,當中部份議席的產生辦法並非每一個僱員亦能有權投票,如漁農界、保險界、航空交通界等,相關行業的職工從來沒有投票的權利。而政府亦無意就功能組別的存在作出修改,又或取消功能組別,全面直選。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自決和自由與公平選舉權利。其中,第25(b)條列明:「凡屬公民,無分第2條所列之任何區別(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顯然當中功能組別的存在已違反了社會出身、財產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的範疇,功能組別的存在與特區政府的作風可謂一脈相承,即使在基本法承諾的0708年後可普選的法定日期後,仍無動於衷,完全沒有檢討過功能組別的存在價值及合理性。

香港市民拒絕「袋住先」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5月22日在立法會公布政改第二輪諮詢報告及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並提出新的口號「2017,一定要得!」方案依足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雖然降低了參選人「入閘」門檻,但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以及候選人「出閘」門檻則維持不變。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產生方式,仍然控制在1200名提委會的手上。經提名委員會投票選出的2至3位特首候選人,才會交由全港500萬名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

而特首當選人,必須經過中央任命,才可正式成為特首。若中央拒絕任命,便需要重新選出。林鄭月娥強調,若方案被否決,政制發展將原地踏步,呼籲別錯過黃金機會。

在此方案中,市民被剝奪的不單是有選擇的選舉權,而是說「不」的尊嚴!林鄭月娥親口表示「事實上,行政長官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產生後,即已實現《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最終達致普選產生的目標」。司長這番話清楚表明這個不是「袋住先」,而是「袋一世」的方案。

結果此假普選方案,在立法會以大比數2被否決,政府目前仍然未有重啟政改的方向和建議,以致政制發展停滯不前。

政治團體免費郵寄被拒

今年二月底的新界東立法會補選,「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之競選宣傳單張內因有「勇武抗爭」、「自治」、「自主」及「以武犯禁」等7組字眼,被選舉事務處指與《基本法》有牴觸,要求他刪去相關字眼,否則郵政署會拒絕免費郵寄傳單予新東選民。2015年區議會選舉期間,油尖旺櫻桃選區的中出羊子亦有同樣遭遇。選舉事務處指中出羊子郵件中,部份有關城邦論的內容抵觸《基本法》,故拒絕免費投寄。即使中出羊子其後將被指違反《基本法》的字眼打格,但選舉事務處仍然拒絕寄出。顯示選舉事務處的濫權,以行政手段阻礙候選人表達政見,造成選舉不公。

政治選舉就是讓市民票投自己心目中認同的候選人,給予候選人公平的平台去宣揚自己的理念。然而在梁振英的管治下,香港就首次出現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上,因政治審查而被拒絕擁有免費郵遞服務。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自決和自由與公平選舉權利。其中,第25(b)條列明:「凡屬公民,無分第2條所列之任何區別(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上述兩次的政治審查當中,政府已因當中政治的區別及見解而限制候選人公平競選的過程。

居住環境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十一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

住屋一直是香港基層市民所面對的一個嚴峻問題,其中以高昂的住屋開支、劏房問題及公屋輪候時間長尤為嚴重。

劏房租金高企

住屋開支佔收入比例應以三成為限,但香港住屋租金持續高企,尤其劏房的呎租長期處於不合理水平,有機構作出調查發現基層市民所租住之劏房、寮屋等平均呎租中位數達31元,比香港住宅平均呎租24.9元高出兩成四,而部分地區的劏房呎租更逾40元,直逼豪宅呎租,而劏房租金佔部分基層市民的收入比率更達四成以上,令他們生活百上加斤。

劏房的環境一直為人詬病,由於不少劏房由業主私下改建而成,原本樓宇落成時所設計的通風、排污等等條件皆無法承載物業被劏成多戶之情況,居住環境惡劣。據一份中大發表之研究,香港劏房之人均居住面積只有48呎,亦有前線社工指出有住戶被迫在僅有一個床位的空間內活動,情況堪憂。劏房在衛生、安全等等方面毫無保障,遑論能夠作為一個適切的居所,住屋為生活之必需開支,並為人權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政府不僅無法保障市民能有合適的居住環境,亦一直迴避規管的問題,無法提出妥善之解決方案去紓緩基層之租壓力,對基層之住屋需求置若罔聞,絕對無法為市民所接受。

租務管制

現時劏房住戶往往面對業主各種壓迫,包括大幅加租、無理迫遷及突然中止租約等等,租戶權益毫無保障。種種事件源於業主與租戶間極不對等的權力關係,租戶面缺乏議價能力,任由業主為所欲為。租務管制作為平衡租戶權益的重要對策,能有效規管業主各種不合理行為,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現有情況,訂立租管保障租戶免受剝削。

公屋上樓年期不斷延伸

公屋「上樓」是基層市民脫離不合理租金的主要途徑,但現時輪候冊上已累積超過二十八萬宗申請,基層市民上樓遙遙無期,而房署所列出之3.9年平均輪候時間亦非確切對應市民真正「上樓」之時間,當中只計算市民由申請至獲第一次編配單位之時間,假如申請人因不同原因而拒絕,例如地點太過偏遠或單位過於老舊,接下來又是數以年計的等待,而政府一直拒絕披露由申請至正式「上樓」的時間,明顯意圖避過公眾的監察,逃避應有責任。

領展霸權

自領展(舊稱領匯)上市以來,小商戶因大幅加租而被逼結業之事件屢見不鮮。領展趕絕小商戶,商場鋪位只租予有財力之大型連鎖店,形成市場壟斷,剝奪市民選擇之權利。領展商場及街市作為基層市民其中一個主要的購物渠道,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及食物均會到住所附近購買,但羊毛出自羊身上,大幅加租背後之成本最終轉稼予市民。

領展同時亦縱容外判管理商籍詞瘋狂加租,有商戶被要求加租四倍,同時更趕絕街市內同類商販,以便集團內的商戶能夠進駐,變相市民只能光顧同一集團。領展問題從來都不是交由「無形的手」能妥善管理的市場問題,更關乎民生以及基層市民的溫飽,當市場被壟斷,市民被逼以較高價錢購物,基層在捉襟見肘的生活環境下,只能節衣縮食。

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漠視小商戶植根社區所建立的人情脈絡,但小商戶除了是市民生活一部分,亦往往最能對應於社區需要,推出最合適當區之價錢及種類的貨品,令市民能在合理價錢範圍內購物。政府有必要正視領展所造成的種種民生問題,停止任由大財團以大欺小、剝削基層,還基層市民基本擁有合理衣、食、住之基本選擇之權利。

貧窮問題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九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

第十一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

梁振英在2014年的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全港有一半人,月入低於一萬四千港元,如果開放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程序,只會令這批人主導提名,「這樣,你最後的政府政策,亦會傾斜到這部分人」。

梁振英的講法顯視其百萬計默默貢獻香港的基層巿民平等權利的漠視。基層同享社會參政治權力,不應因貧富貴賤有分別,梁振英的言論是與港人核心價值背道而馳,製造階級矛盾。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榮譽教授周永新指,梁振英說話已標籤近一百七十萬名月入萬四元以下的勞動人口,並踐踏窮人尊嚴。

貧窮線

梁振英於2012年當選特首後,未正式上任就公佈於上任同日開展籌備扶貧委員會的工作,並於該年11月公佈委員由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當主席,23 名成員的委員會中,有18 名非官方成員,包括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前社署署長余志穩等,職能範圍包括在兩年任期內訂出貧窮線,以達到防貧及脫貧的成效。社福學者周永新批評委員會的成員欠廣泛,商界代表有限, 又沒有中小企代表,難以協助社企發展,表面上着重改善地區貧窮,卻缺乏熟悉地區事務的委員。

扶貧委員會最終於2013年9月公佈,以香港住戶入息中位數50%為貧窮線。 民間團體已多次促政府訂立減貧目標,要求梁振英承諾在5年內降低貧窮人口三至五成,可是梁振英拒絕訂立減貧目標,更明言「滅貧係不可能」,財富差異存在「係必然事實」,不可能消滅,更不應是政策目標。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強調,貧窮線不等於扶貧線,扶貧工作不等於將貧富懸殊縮窄,香港沒必要行福利主義路線。

全民退休保障

梁振英政綱中提到要就退休保障制度進行研究,2012年上任翌日,即落區「做Show」表現關心基層的生活, 已聽到爭取全民退休保障的訴求。同年11月,二十三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聯署,要求當局以政府、僱主、僱員的「三方供款」形式推行全民退保,並將長者生活津貼作為全民退保的過渡方案, 以解決人口老化及長者貧窮問題。

梁振英2013年 《施政報告》中「縮沙」,暗示全民退休保障並不可行,指會「大大加重長遠公共財政負擔, 不加稅難以成事」,僅委派由扶貧委員會轄下小組究全民退保。同年3月政府委託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進行退休保障研究,對坊間不同退休保障方案的可行性作分析。《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研究報告》於2014年8月出爐,建議向65歲或以上長者,每人每月發放3000元全民老年金,且不設資產審查,建議由政府諮詢市民。唯梁振英未有立即回應會否落實推行退保制度。

2015年底政府推出退保公眾諮詢,內容「出口術」,將全民退保障形容為「不論貧富」方案,更加入「有經濟需要」模擬方案,設資產審查,上限為10萬元或以下。民間團體質疑政府即將進行的是「假諮詢」,梁振英在整個過程中「搬龍門」,否定港大團隊報告的結論;「砌數字」利用最新的人口推算,製造長者開支難以負擔的景象;認為有關的公眾諮詢未開始已失去公信力,梁振英更被轟是「大話精」,未有履行全民養老金的競選承諾,公眾諮詢期於2016年6月26日結束,退保聯席於6月19日發起5,000人遊行抗議梁振英走數。

高等教育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十五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
(子)參加文化生活;
三.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科學研究及創作活動所不可缺少之自由。

高等教育可分為兩部分概括現時狀況,包括學額與學費及學術自由的保障兩方面。

學額及學費

按《經社文公約》第十三條,「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第十三條,二丙)。然香港政府一直將資助大學學額維持在適齡人口的百分之十八(每年15,000個第一學年資助學額)。梁振英政府任內只分階段增加高年級資助學額1000個,而資助學額則無增加,繼續以自資院校學額填補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未來適齡大專生人口逐漸下跌,政府借此機會以掩飾學額不足的情況,而學額不足主因正是政府拒絕對高等教育增加資源。

政府亦未有政策鼓勵市民報讀大專課程,現時的資助院校主要報讀對象為公開試考生或副學士及文憑畢業生,但百分之八十的資助學額皆經由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分配,只有本地公開試考生才能經由JUPAS報讀資助院校,其餘則需由競爭較多的非聯招方式報讀,此舉並非鼓勵市民入讀大專的良策,反而是窒礙市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政策。

另一方面,學生資助處數字顯示,申請學生資助的學生在過去三個學年均有上升趨勢,尤其借貸的資助計劃,可見現時資助計劃未能為有需要學生提供學費資助,致使學生需要申請資助計劃。而多年來政府亦未有研究大專免學費的可行性,但作為已發展地區,政府有責任開展大專免學費的研究,以期在未來令高等教育逐漸減低學費以達至免學費。

學術自由

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街自由一直受到關注,在於行政長官有權委任資助院校校董會主席、副主席及成員,而行政長官亦為資助院校的必然校監。這種政權及院校的緊密關係,致使政權能夠在充分權力干預院校事務。而在梁振英任內,濫用權力干預院校自主,影響學術自由的情況,或校董會成員干預院校學術自由情況皆有之。

以校監權力為例,梁振英在任內曾以校監身份刪減港大頒發榮譽博士名單,又委任在教育界惡行昭彰的李國章加入港大校委會。事實上,特首委任校董會成員的比例佔院校三成至五成不等,有部分更達八成,梁振英任內已委任七十多位校董會成員,這些成員不單缺乏院校管理經驗,也曾出現破壞院校自主的情況,比如港大副校長遴選,及理大校董會成員在校董會上提出辭退活躍於政界的教員等。

儘管資助院校的資源主要由政府資助,但此舉乃《經社文公約》期望締約國履行的責任,而上述責任也「不得解釋為干涉個人或團體設立及管理教育機構
的自由」(第十三條,四)。現行各大專院校條例列明的校董會組成方式,正是政府能夠直接干涉院校自主,干預學術自由的權力來源,梁振英任內亦無視院校自主,濫權干預院校運作。

食物安全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十二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二.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
(子)設法減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
(丑)改良 環境及工業生之所有方面;
(寅)預防、療治及撲滅各種傳染病、風土病、職業病以及其他疾病;
(卯)創造環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葯服務與醫葯護理。

鉛水事件

2015年7月民主黨發表抽查九龍西公屋和私樓單位食水, 發現啟晴邨3座公屋共4個水質樣本含鉛量超出世衞標準0.1至2.8倍。當時房屋署及水務署表示,由他們抽驗的該邨食水未發現超標。

市民若長期飲用「鉛水」可引致貧血、高血壓、腎臟及腦部受損,兒童或影響發育,更會出現學習遲緩、行為異常及智力發展障礙。政府卻拒絕全面為受影響居民決提供免費驗血服務。

政府於同年7月中成立的專責小組,但對公屋食水含鉛肇因仍未有定論時,特首梁振英就搶先於7月14日發表「初步結論」指,水喉接駁位物料含鉛,導致食水含鉛量超標的可能性最高,強調未有證據顯示內地預製組件有問題。工程專家批評,特首結論不科學;立會議員質疑,梁為偏袒國企承建商中國建築轉移視線。梁振英幾天後突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啟晴邨鉛水事件,令人猜測是讓建制派有下台階,以反對(泛民議員建議)用特權法查鉛水事件。

2015年8月, 陸續有學校發現食水含鉛超標,政府其後願意免費為05年起落成的公營及直資學校安裝合格濾水器,但六歲或以下的幼稚園等幼兒機構不包括在內。

鉛水事件爆發超過兩個月後,水務署領導的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專責小組初步調查報告,指啟晴邨及葵聯邨二期食水含鉛量超標,主因是水管的錫焊接物含鉛。在此期間,共有11條公共屋邨被揭發食水含鉛超標,政府僅為受影響的3萬戶居民中3,700名兒童驗血 ,當中有106名兒童接受了發育和發展評估,其中8人證實發展遲緩。當局的補救措施只是為受影響屋邨接駁臨時供水系統或加裝濾水器,市民擔心食水安全,期望港府盡快更換問題喉管,但問題到今天仍然未完全被解決。

2015年10月立法會辯論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鉛水風波,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發言時表示,官員在屋邨大會上被迫飲鉛水,是「不能接受」及「屈辱」,更說自己「官到無求,膽自大」,有膽指出泛民將「鉛水事件」政治化,需要為公務員討回公道。 最終動議在建制派反對下被否決。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於2015年11月開始聆訴,獨立調查報告於2016年5月底公佈,確認「鉛凶」是使用含鉛焊料。報告狠批今次鉛禍是所有持份者集體失職,各方推卸責任,最終令居民受害至深。報告更羅列水務署7宗罪,嚴厲批評署長林天星在抽驗食水時一意孤行、堅持己見。不過,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堅稱鉛水事件是制度缺失,無官員要承擔個人責任。政府毫無承擔,事件中沒有官員要問責落台。

刪除三種農藥

食物及衞生局於2014年8月提出,收到國家質檢總局意見後, 刪除三種常見的農藥。 政府轄下的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有委員質疑為何政府刪除該三種除害劑時,未諮詢他們意見。 被刪除的三種農藥(又稱除害劑)包括三乙膦酸鋁、噻苯隆和三苯基氫氧化錫。三乙膦酸鋁和三苯基氫氧化錫均是殺真菌劑,後者可令動物致癌;噻苯隆則為落葉劑。

食衞局其後再指刪除原因是當初當局規管名單採納美國標準,後來發現內地對該三種除害劑亦有臨時限量,倘繼續用美國標準,內地進口食物就可能超標。 食衞局在有線新聞記者再三追問下,才透露建議刪除該三種除害劑的「持份者」是國家質檢總局。 當局曾指刪除理由是因為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糧農組織成立食品法典委員會,並未就三種除害劑制訂最高殘餘量和殘餘物定義,但其實香港除害劑名單中有190種有相同情況,卻仍要禁止。

中大環境科學課程主任陳竟明認為,當局就刪除該三種農藥的解釋理據不足,「(冇共識)最多都係放寬相關標準,唔會話管都唔管」食環署食安中心轄下的專家委員會有委員指,相關條例中列明未有統一規管數據的農藥,可選取一個暫定數字作規管,現在當局以未有國際共識作刪除理據,難以接受。

勞工權益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七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尤須確保:
(卯)休息、閒暇、工作時間之合理限制與照給薪資之定期休假,公共假日亦須給酬。

集體談判權

勞工有三項基本權利:組織工會、罷工,以及集體談判權,此「勞動三權」是當工人面對僱主壓迫時用以保護自己權益的保護罩,不少國家的勞工法例亦有賦予此三權予工人,當中尤以「集體談判權」最為重要,因為它規定了僱主必須參與其中,與工會就僱傭條件作談判,而有關談判結果是具有法律效力。

香港工人於1997年6月時亦曾短暫擁有集體談判權,但旋即被認受性欠奉的臨時立法會於同年11月廢除了該項法例。2013年間發生碼頭工潮,雖然勞資雙方最後達成共識,但在罷工過程中就曾被資方於工地申請禁制令,亦被警方指他們是非法集會,罷工的權利亦未見得有整全保障;工潮以後,更發生有曾參與罷工的工友被解僱,同樣亦是因為現行香港法律對勞工保障不足之故。

強積金對沖

2000年,政府推行強積金計劃,本意是透過僱傭雙方供款儲蓄作退休金之用,然而有關制度詬病重重,除了有關儲蓄被用作投資基金而血本無歸外,對沖制度亦廣受批評。強積金是用來保障僱員退休生活,而不是保障僱主權益。當僱員希望從強積金預先提取金錢,政府就不容許。但是,當老闆要遣散員工時,政府就容許他們從強積金中提取。強積金成為遣散費基金,令僱員在退休時應獲金額減少。

截止2015年尾,僱主用作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的強積金供款,便高達266億元,足夠政府一年長者社會保障的開支,單是2014年已有4.34萬名打工仔的強積金被對沖。

梁振英2012年參選特首時,在其政綱「人口及人力資源」部份的第16點,白紙黑字寫清楚:「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內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銷僱員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 的比例」。今年初他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中,卻對此亦隻字不提。梁振英於記者會中被問到取消對沖機制時間表時,他認為涉及較長歷史背景問題爭議較大,希望各界各階層互讓互諒,以達致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不會出現不穩定和不和諧的情況。此又一走數的明顯例子,再一次令全港打工仔女對他死心。

標準工時

瑞銀集團於2016年5月發表一項全球性調查,指出香港是全球工時最長的地方,每周平均工時超過50小時,較全球平均工時36小時23分鐘高出近39%。長工時的情況已經嚴重影響僱員的身心健康,過度疲勞亦會令僱員容易生病、受傷,因而降低生產力,因此設立工時的規管一方面可以減少對僱員的傷害,另一方面提供更多休息時間予僱員亦有助提升生產力。政府於2010至2011年度施政報告中承諾研究標準工時,及至2013年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卻仍然是繼續研究標準工時,到目前都不過是第二輪諮詢階段,可見政府無心推動。

梁振英競選時為了爭取工聯會的選票,承諾多項勞工政策,包括制定標準工時。然而標準工時最終變成合約工時,在2015年立法會答問會上,工聯會議員質疑梁振英未有落實競選政綱,拖延訂定標準工時政策。梁振英則說,制定工時政策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會適得其反。工聯會議員陳婉嫻更表明難以支持梁振英連任。民陣希望工聯會不要仿傚梁振英般「走數」,履行承諾反對梁振英連任。

醫療服務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十二條
一.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二.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所採取之步驟,應包括為達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
(子)設法減低死產率及嬰兒死亡率,並促進兒童之健康發育;
(丑)改良 環境及工業生之所有方面;
(寅)預防、療治及撲滅各種傳染病、風土病、職業病以及其他疾病;
(卯)創造環境,確保人人患病時均能享受醫葯服務與醫葯護理。

醫療服務

近年公共醫療系統出現許多問題,服務質素下降,輪候時間過長,醫療事故頻仍,前線人手短缺,市民怨聲載醫療開支年年增加,醫管局所獲撥款由二十年前的七十多億元增至目前約四百億元,增幅不可謂不大,道。公共醫療問題多多,歸根究柢就是因為醫管局管理不善,可惜許多資源既不是用在病人身上,也不是用來改善前線醫護人員待遇,而是花在高層管理人員身上,以致架構臃腫,肥上瘦下,成了醫管局的「不治之症」。 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指出,醫管局應全面檢討管理及人事制度、工時制度、成本效益及服務水平。但他上任以來藥石亂投,更於2016年削減醫療開支,醫療服務問題更趨惡化。

藥物名冊

當局為了節省藥物開支,許多療效好而價格貴的藥物被排除在藥物名冊之外,病人必須自費購買,如果負擔不起,便只能接受平價而有副作用的藥物,聽天由命。在這種制度下,即使是中產人士,也隨時因為一場大病而傾家蕩產。港府見財忘義,推卸責任,這些年來製造不少人間悲劇。其實,在龐大的公共醫療開支中,藥費只佔一小部分,讓病人用更好的藥,得到更好的治療,港府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自願醫療保障計劃

為減輕公共醫療開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014年財政預算案時表示,政府正研究推行自願醫療保障計劃,鼓勵有能力人士多用私營醫療服務。 食物及衛生局於2014年12年就自願醫保計劃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其中「標準計劃」需保現有保單不包括的病症、投保前已有的病症、並保證終身續保,以及不設終身保障總額上限等。為確保高風險人士亦可投保,當局建議由政府注資,以立法形式設立高風險池,計劃推行首年內,承接所有合資格保單,第二年開始只承接四十歲以下的保單。

此舉無疑是繼強制性公積金後,企圖向私營醫療部門輸送利益,把工人的醫療權益推向私人巿場,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由市民及工人自行埋單,同時亦趁機削減公共醫療開支,降低服務水平和質素,製造排擠效應,將中產趕離公共醫療系統。無論強制或自願,私家醫院都可因此計劃賺到盤滿缽滿。

削減醫療開支:專科輪候、醫生薪酬、醫護人手不足

公立醫院專科輪候時間長的問題,梁振英上任多年仍未解決。醫院管理局2013年將轄下各個分區醫院聯網的部分專科及非緊急手術輪候時間資料上網, 顯示不同聯網的新症輪候時間相差可超過兩年,重災區穩定新症要等158周,即超過3年時間才可見醫生。但病人卻不能透過這些資訊轉到輪候期短的聯網,病人「知嚟都無用」。

2015年10月,1300多名公院醫生參與由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發起的靜坐行動,在伊利沙伯醫院大堂集會,抗議無份跟隨高級公務員加薪3%。 醫管局20多年來均跟隨公務員機制調薪,今年卻單方面破壞歷來行之有效的機制,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發言人指經濟低迷時醫生承受比公務員更大的減薪,仍堅守崗位。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指,政府漠視公共醫生多年來為公營醫療的貢獻,影響士氣,長遠迫使資深醫生離開,影響公營醫療質素。約一月後,醫管局才通過跟隨高級公務員額外加薪3%。

本港醫療需求年年增加,當局雖落實動用2,000億元擴建及重建醫院,但2016年醫管局經常撥款卻被削減0.5%,即削減2.4億醫療開支 。公立醫院在流感季節下「爆廠」, 人手緊絀的情況導致分流為次緊急及非緊急病人輪候急症服務的時間過長,到2013年紀錄部分人等候超過二十小時,輪候兩年也無法看專科診所。。政府一方面豪花數千億建高鐵、港珠澳大橋等,但建新醫院進度緩慢,更削減醫管局經常性撥款0.5%。有醫護團體批評,政府庫房水浸,卻沒動用資源改善公營醫療質素,上屆政府甚至協助私營醫院擴展,未有投放資源到公營醫院。

醫護人手短缺、工時過長均是問題所在。早前政府增加醫科生學額,最快可在2018年投入服務,但醫管局卻未必夠資源容納所有畢業生。病人護士的正常比例是6比1,但本港卻是1名護士對8至15名病人,床位亦超出負荷。

人身自由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
第十五條
一.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
(子)參加文化生活;
(丑)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惠;
(寅)對其本人之任何科學、文學或藝術作品所獲得之精神與物質利益,享受保護之惠。
二. 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充分實現此種權利而採取之步驟,應包括保存、發揚及傳播科學與文化所必要之辦法。
三.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科學研究及創作活動所不可缺少之自由。
四.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鼓勵及發展科學文化方面國際接觸與合作之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三.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
(子)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公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亦不例外;
(丑)確保上項救濟聲請人之救濟權利,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當局裁決,或由該國法律制度規定之其他主管當局裁定,並推廣司法救濟之機會;
(寅)確保上項救濟一經核准,主管當局概予執行。

第九條
一. 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二. 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
三. 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押,但釋放得令具報,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
四. 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

五.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銅鑼灣書店事件

於2015年10月至12月期間,一向以出售和出版內地政治禁書為主要業務的銅鑼灣書店,其老闆桂民海於2015年10月中在泰國離奇失蹤後,其後四名與書店有關的人陸續失蹤(包括李波、呂波、張志平及林榮基),引起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關注。2016年3月24日起,李波,呂波及張志平等人陸續返回香港,向警方銷案,並表示無需港府協助。然而,店長林榮基於6月14日才獲釋返港,並在兩日後召開記者會,公開自己在國內被囚禁,被強迫作假口供的經過,並透露事件由中央專案組負責。林榮基表示,桂民海仍然下落未明。

自銅鑼灣書店五子失蹤後,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向立法會提出緊急辯論,多番追問梁振英及相關問責官員。雖然梁振英口口聲聲指一直跟進事件,在博鰲論壇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後,更稱中央知道港人關注李波事件。對於港府曾否作出協助,林榮店基在記者會直指「我唔知港府救過咩人」,稱對梁振英「無話可說」,更表明不信任港府及香港警察,究竟特區政府有能力保護香港人嗎?

2016年1月,內地官媒子報《環球時報》就銅鑼灣書店事件發表評論指,內地「強力部門」可以逃過香港法律履行職務,香港政府對此沒有具體回應,引起港人擔憂。

潘維曦夫婦 香港失蹤 廣州現身

資深傳媒人紀碩鳴於今年1月在《明報》觀點版撰文,指2013年曾有廣東有關部門跨境來港拘捕香港商人,涉事者為潘維曦夫婦,潘維曦為一名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地產商人。2015年9月,他因為被控經濟犯罪罪成,而被判入獄17年9個月。

內地媒體報導指出,潘維曦在正式批捕之前,被內地警方在香港抓獲。但內地當局從未確認內地警方在香港抓了潘維曦。香港警方當時回覆記者查詢時證實,潘氏夫婦於2013年9月8日失蹤,之前曾有可疑人士在其居所附近出現,目前仍在調查此案。

內地《南方都市報》於2013年12月3日報道中表示「新中國大廈的原開發商潘維曦近日在香港被廣東警方拘捕」。報道指,潘因1999年轟動一時、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逾20億人民幣案件,被公安機關通緝,最終出走至香港,直至2013年底才被廣東警方在香港逮捕。

此外,《新快報》於2015年10月14日有關潘維曦在廣州被判刑16年半的報道亦提及,「據媒體公開報道,百億吸儲案發生後,潘維曦出走香港。2001年,潘維曦被公安部列為網上通緝犯,直至2013年底才被廣東警方在香港抓獲」。香港警方曾表示會調查事件,但事後卻不了了之。2013年9月份,潘太在香港警察陪同下返港。

廉政失效 貪污之門大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二條
(子)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公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亦不例外;)

美國傳統基金會對於香港廉潔的評分已經連續三年下趺,2016年報告更指來自北京的干預持續削弱香港司法和立法會權力,及干預經濟,可能會破壞法治。由2013年84分跌至今年74分。香港廉政公署作為獨立於政府體制外,直接向特首負責的機構,是守護香港廉潔的一度重要大門,但近年卻有不少高官甚至特首在被媒體揭發懷疑犯法後,廉署往往不能給予一個讓各界信服的理由而終止對調查。然而,作為香港行政部門之首,特首卻不列入「防止賄賂條例」的適用範圍。令人不禁懷疑,廉署廉潔的角色是否已經失效。

陳茂波

2013年7月,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被傳媒連日揭發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發展區內擁有農地,可能受惠於政府徵地賠償,陳茂波本人更是整個東北發展的主要官員。如此赤裸裸的利益輸送,香港廉政公署竟然在兩年調查後,沒有任何法律理據下宣布不再進行調查。

湯顯明

2013年,湯顯明被揭發在任廉政專員期間,共花費七十二萬四千元公帑款待內地官員、向內地官員送大禮、外訪時藉機遊覽等。並且遭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發出歷來最嚴厲的批評報告,更史無前例以「痛斥」字眼譴責湯毀廉政公署及香港廉潔聲譽,多次違規難辭其咎。但在2016年,香港律政司宣佈,由於沒有合理的定罪機會,決定不對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嫌貪污腐敗案件提起公訴。然而,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昨表示,湯顯明作為廉署首長及監管人員,其責任為「恪守節約」,花費「物有所值」,但恪守節約及物有所值兩者存灰色地帶,「當跌落呢啲地帶、規矩不清晰時,(檢控)已好困難」。廉署所給予的解釋亦並不完整,不禁令人懷疑,是否因案中所涉包括內地官員,因此受壓。

林嘉芬

發展局於2012年公布檢討錦田土地用途後不久,林嘉芬與丈夫斥資1880萬元在錦田買入逾8萬平方呎土地。2014年,政府公布有意將錦田發展成新市鎮,林買下的土地距檢討範圍僅3分鐘車程;林又成功向城規會申請將土地可建樓面增至7840方呎,惟上手業主2008年申請在該土地建4幢村屋時,遭地政處要求將樓面減至3480 平方呎。然而,廉署指調查後徵詢律政司意見,認為無足夠證據證明,有人干犯刑事罪行,決定不檢控,只交由地政總署作內部跟進。

梁振英

2014年澳洲傳媒踢爆梁振英2011年宣佈參選特首後,仍以戴德梁行董事身份與一澳洲企業UGL簽訂秘密協議,透過提供顧問服務、協助挽留員工、不作競爭等安排,換取5,000萬港元報酬,全部款項均在上任特首後收取。然而,UGL與港鐵有多個合作項目,也有競投港鐵批出的合約項目,政府作為港鐵大股東,但梁從未申報與UGL有私下協議。《防止賄賂條例》唯獨行政長官不在適用範圍內,在08年《防止賄賂條例》修例中,第三及第八條:規定公務人員未經許可,索取或接受利益即屬犯罪;向政府或公共機構僱員提供利益亦是刑事罪行,但這兩條法例並不涵蓋適用於行政長官。諷刺的是,梁振英競選時卻承諾,如當選特首後會盡快修例將行政長官列入《防止賄賂條例》的適用範圍。

打蒼蠅不打老虎

廉署多年來所營造的廉潔、公正和獨立的形象,近年在梁振英上任後全面瓦解。雖有數宗成功檢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但大多都只涉及前官員或前線公務員,讓人感覺到廉署「只打蒼蠅而不打老虎」。以上事件再加上樓換樓逃稅的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都是靠媒體報導後才被揭發,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而官員更加沒有就事情向公眾道歉,政府高官完全沒有成為公務員中的榜樣。官員問責制不單完全沒有發揮其用途,而把守最後一關的廉署又成為無牙老虎,難怪林鄭月娥會有膽講得出「官到無求膽自大」。

總結

現時香港各類弱勢群體、少數族裔以及基層市民等等,仍遭受不同程度的歧視及剝削,而各項民生議題例如標準工時、住屋、鉛水事件及削減醫療開支等,遲遲未有妥善之解決方案,市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政府對於各項人權的保障仍存在漏洞。

民間人權陣線《人權報告》列出過去四年,香港所面對之各項日趨惡化的人權問題,同時本年度為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通過五十週年,本報告亦以公約條文的角度檢視香港的人權現況,促請政府正視各項人權訴求。

梁振英管治的數年間,新聞自由遭受打壓情況越趨嚴重,記者採訪權利受到不合理限制,而知情權對市民來說極為重要,保障新聞自由是一道必須堅守之底線。院校獨立自主方面,港大陳文敏事件反映出院校自由受到粗暴干預,令學生以至市民對院校的管治方針失去信心。更甚的是在難民議題上,梁振英曾提出考慮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足見其對人權之漠視,對難民苦況視而不見。銅鑼灣書店事件,失蹤港人下落未明,而林榮基勇敢向港人公開事件背後之真相,可惜政府完全未有實質行動去回應事件,令人失望。選舉權為一重要公民權利,香港至今仍未落實全面普及而平等的選舉制度,當中包括立法會功能組別以及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仍然以小圈子方式選舉去剝奪市民選擇及參與之權利,令民意不能反映於選舉制度之中,造成市民對政府之不信任,政府亦無意向市民負責。

以上種種僅為冰山一角,報告內所記述的事件均反映港府施政的失誤以及對人權的漠視,港府應馬上正面回應市民訴求,交代各項事件之跟進,向市民大眾交代。

香港一度引以自豪的法制、自由以及對人權的高度尊重正逐漸瓦解,我們不願看到香港人權狀況不斷倒退,淪為空殼。政府應及早正視香港所面對的問題,在不同層面均需尊重市民的權利,以市民大眾的利益為依歸。尤在公民權利及各項人權方面,政府必須致力消除歧視、落實各項保障人權之措施,做到「急市民所急」,並以改善民生為目標,構築一個宜居的環境,令社會上各個群體能夠在充分享有尊嚴、公義的情況下生活,亦令市民能夠在一個適切的生活條件下,真正能以香港為家。藉此報告,民間人權陣線促請政府正視各項民間意見,聆聽不同聲音,儘速落實一切保障人權之措施,令市民的權利得到妥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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