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有幸參加了聲援小麗老師被紀律聆訊的記者會，回想起來，仍然久久不能相信：這事真的可以發生在自己從小成長的香港，自己正在工作的大專教育界嗎？是小麗老師太過政治了，還是我們的大學高層政治過頭了呢？
眾所周知，小麗老師在農曆年三十晚，因為聲援支持深水埗熟食小販，毅然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在食環署小販管理隊面前，故意售賣魚蛋而當場被捕。任何稍有常識的市民都會知道，這是一次公共政策的公民抗命行動。在立場及策略上，大家是否贊成同意，自可討論。但小麗老師就是義無反顧地「犯法」了，也充份運用了其後的檢控空間，繼續為最難聲援的無牌小販發聲。
正如上水熟食小販年前的聲明所言：「我有犯法，卻沒犯罪」。當社會還未能認真討論反思小麗老師行動帶來的意義之前，理工大學管理當局竟越過香港專上學院，徑自追究她從事小販行業，提出紀律聆訊；為的就是指控她在未申報收益下，獲取了多達「十塊錢」的報酬。
是次紀律聆訊如果成立的話，將預示著本港大專院校道德管治的徹底淪亡。撇開僱傭合約等的法律爭議（小麗老師當時只是兼職身份，沒有運用侵害院校的相關專業知識，收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十元，而罰則亦只是形同違例泊車的現金告票等），大專老師為了弱勢社群的福祉及不公惡法的挑戰，其實正是反映著一位知識份子的道德良心。這種托詞誣陷的紀律聆訊，針對的可不止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大專教育界的從業員。
筆者也是一位從事小販研究多年的大專老師，了解從學識研究上及關心了解上，有時候真的有可能需要進行有違法令的行動觀察。在1980年代，本港已有外國學者以參與被捕的方式，了解小販被檢控的程序及過程。而根據人類學的傳統，參與被研究者的生活，甚至融合為當中的一份子，就更是備受敬仰的一種研究方法；因為唯有代入對方的生活世界，研究者才有資格真正理解被研究者的心路歷程及身處環境。
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期間，就曾透過相熟引路人，參與扮演無牌小販半年；尚幸期間沒有真正被捕及檢控而已。雖然小麗老師是次公民抗命未必與學術研究有關，但以身犯法去突顯小販政策的問題，同樣是出於一種公共政策的關注，絕非個人利益及事業發展。事實上，繼後一天的暴力衝突，其至是政府其後對小販議題主動作出的回應也表明，現時矯枉過正及缺乏視野的小販政策，的確有需要社會人士加以警惕留意。
可惜及諷刺的是，大專院校的高層，不少其實大都享有由西方院校傳統的終生制待遇。這種優厚待遇，有如高薪養廉的考慮，原意正是在於鼓勵知識份子可以沒有後顧之憂下，對時政作出批判思考，發揮獨立特行的角色。現實卻是：獲享終生制的沒有站出來，沒享終生制的卻反而站了出來；並備受政治打壓，只因所反所議，沒有得到政權的青睞接受而已。如果是次令人訕笑的紀律聆訊真正舉行，甚至有所裁定的話，只會令人憂慮，本港的大專院校教育制度是否繼多次校政干預事件（包括邵家臻，戴耀庭，鄭松泰及陳文敏等）後，又一次被不知名力量所無理打壓。
最後，萬分希望更多學生，老師，相關團體及是市民大眾，可以積極參與回應是次紀律聆訊。此例一開，不少致力參與回應各類公共議題的老師學者，未來只會噤若寒蟬。吾道不孤，但前路昏暗，唯有挽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