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下稱草案）鬧得沸沸揚揚，無疑是兩種政治力量－－（一）改善醫委會架構和效率（二）擔心大陸醫生湧現和醫委會組成不公－－角力的結果。奇怪的是，前者是政治訴求，後者是對草案之不信任，兩者之間並無太多的議論空間，何解產生如此巨大的張力，甚至將社會再次推向對立面？
首先，醫生團體的憂慮並非無的放矢。「港大任命副校長風波」證成了一旦政府易於操控醫委會，業界專業自主將受嚴重打擊；而草案獲通過將意味，「便利非本地培訓醫生到港執業」的目標必然成為醫療政策的一環。即使草案沒有白紙黑字訂立降低執業門檻等目標，任何涉及引入有嚴格資格要求專才的政策必須嚴肅處理，是不證自明的道理。尤其香港市民長遠健康福祉攸關，更決不可輕率。
事實上，任何關心醫委會改革的人都無法對以上憂慮視若無睹。既然港人深明草案的魔鬼細節隱含著某種特洛伊木馬，那麼支持草案是否自毀長城的病狂表現？背後原因又是什麼？
毫無疑問，所有香港人都關心本土醫療質素。在此基礎上，病人組織和醫生團體的關懷和利益都在同一陣線。因此，草案之爭議性絕非囿於大陸醫生會否湧港這個議題本身，而是各方如何理解這個草案的意義。對醫者而言，執業門檻，未來的醫療質素，病人的長遠利益可能是重中之重；但就病人及其家屬而言，今天的公義才俱有真正的意義。一句到尾，他們的終極關懷是病人在現行的醫療體制內有否被公平對待，能否有效捍衛自身的權益，而不是未來何年何月何日有可能發生的醫療制度危機。
有人質疑，只要政府願意抽起兩項備受爭議的條文，草案之爭議聲便會消弭於大氣之中，那麼政府不是始作俑者嗎？但細心思考下，我們不其然會問：病人組織及部分社會大眾為何甘願冒醫療制度危機之險，支持草案？
醫委會的制度和效率一向為人垢病。即使醫生及相關組織可能為改革醫委會作出了不少努力，但病人組織及社會大眾似乎未有感受到。正如政府未能取信於市民，必定是政府的責任；醫委會未能取信於病人及大眾，必定是醫學界之責。假若醫學界在過去的日子曾不斷推進醫委會改革，公眾絕無理由願意打開這個潘朵拉盒子，而不等待下一次的改革。然而，病人組織苦等15年，改革毫無寸進。從這角度看，草案無疑是對抗醫委會制度不公義的唯一機會。從是觀之，責難支持草案的人，並認為他們是與政府狼狽為奸，殘害醫療體制，出賣港人，明顯是捉錯用神，無視支持背後的正當理由。支持草案這種「搏一舖」的精神是如何被逼發出來，值得大家深思。
如上所述，本地醫療水平不容有失，因此醫學界反對草案之呼聲是擲地有聲，其立場值得我們支持。但請閣下謹記，當大眾目睹醫學界只動員反對草案，卻未全力動員遊說政府接受梁家騮議員所提的「6+6」方案（遑論由公民黨議員郭家麒提出的修訂方案），而醫委會改革只停留在無邊際之承諾上，必定有很多市民會懷疑醫學界推動改革之真誠。誠如杏林醒覺所言，「醫醫相衛」、「保護主義」、「醫療霸權」等，無助解決問題，更令社會矛盾加深，但一味反對草案亦無助舒緩當前的困局。支持方案，是為今天刻不容緩之改變；反對方案，是恐懼明天一去不回之丕變。兩者絕無孰是孰非之爭議。由是，只要我們切記雙方在是次醫委會改革之焦點有所不同，想必能夠建構更有意義的對話，而非停留於無的放矢之漫駡。如果連改革醫委會都做不好，我們如何進一步從對話和行動之中，建立我們嚮往的民主香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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