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想不到為2016年立法會選舉揭開序幕的前奏曲是「港獨」。議題本來沉澱了一段時間，卻因參選人資格再次被搬入鎂光燈之下。一份確認書，簽署與否又是向選民發出的政治信號，又關乎參選人的候選資格，因此參選人都不敢輕舉妄動，正力尋突圍的出路。
有人認為，參選人在簽署聲明承諾擁護《基本法》之上，選舉管理委員會要求參選人再簽署確認《基本法》特定條文是畫蛇添足，政治目的路人皆知。無可否認，中央及港府為了避免港獨勢力進入立法會，以確認書篩選參選人，是與「8・31決定」精神如出一轍的政治審查。正如劉兆佳在無線節目《講清講楚》上表示，即使此舉帶來社會反發，但「長痛不如短痛」，防止港獨勢力在立法會內出現是首要考慮。
但問題出現了：確認書是否確保了香港只會短痛，不會長痛？
一直以來，港獨缺乏廣大群眾的支持。舉其犖犖大者，有下述兩端。一，民眾普遍覺得香港情況未惡化到要摒棄一國兩制的階段；二，在政治現實上，港獨的可能性不具說服力。於是我們要問，究竟中央和港府為何不惜挑起爭議，必須打壓港獨意識？
筆者認為，這無非是中央和港府過度執著「危機管理」和「政治正確」之故所致。
「8・31決定」和確認書所反映的，是中央和港府力圖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控制政治上的變數，減少不確定性。然而，香港有別於中國，網絡空間開放，言論自由得到保障，任何政治議題必然會進入公共領域。過度執著處理已知的危機，往往會觸發社會上未知的危機。以中國的方式處理政治問題，忽略社會危機管理，似乎是香港管治問題之根源所在。例如中央務求以「8・31決定」確保所選出的特首是「愛國愛港」，卻引發了雨傘運動，間接衍生了激進本土主義。在任何相對開放的政治體系，要完全泯滅政治之不確定性是沒有可能的；相反，如斯的不確定性更是可欲，是發展民主之前提。尤其在政府失信之情況下，一方面的控制必然會導致另一方面的失控。確認書旨在減少港獨勢力在立法會內出現的不確定性，卻增加了司法覆核衝擊之風險、助長港獨進一步紮根之不確定性。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中央和港府不遺餘力打擊少數港獨派，即使大部分港人未必支持港獨（甚至反對港獨），但他們眼見當前之壓迫，絕無可能選擇站立在高牆之列。中央和港府再繼續一廂情願的政治危機管理，必定會惹來社會進一步之反撲，產生更多不確定的政治亂象。
或許有人會問，在國家的立場上，防範港獨抬頭是天經地義，這樣的政治操作有何不妥？這將帶領我們思考第二個問題：統治者應如何處理「政治正確」之主張。
本文無意就「政治正確」之內涵進行分析，但在中央和港府圍護一國兩制之立場上，對抗港獨無疑是政治正確。但現實政治中，立場並非為行動背書的唯一準則。記得雨傘運動剛完結，港獨勢力方興未艾之際，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及其《香港民族論》一書。事件隨即成為培養港獨和自決之土壤，令社會關注和探討香港未來的另一種可能。忽視當前的政治氛圍，高舉所謂的「政治正確」，不但未必蠃得掌聲，更可能把事情發展推向另一極。既然政治著重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互動，政府就必須按照人民之情緒而作出適當的調整，避免激起爭端，引致施政困難甚至失效。從近日觀察所得，確認書不但無法阻止主張自決或港獨的參選人成為候選人，更有可能增加部分人對《基本法》之不信任，無助解決當前自決和港獨思潮落地生根的問題。如此多餘之「政治正確」主張，是精明還是自討苦吃，一目瞭然。
正如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所言，世界上有「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和「不知的不知」。危機管理就是平衡當中的不確定性，以圖減少系統之動搖。作為管理政治系統的執行者，政府必須學會衡量政策的政治後果，而非一味力陳自身的主張，以家長性手段將其思忖加諸於社會。以「確認書」硬碰自決和港獨，結果如何，將會在選舉中無所遁形。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