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我在香港出版第一個作品《東方紅／給九七代》，那年我廿九歲。當年有一個「別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的提法，和之鋒經常拉出的代溝戰線別無異致。
二零一六年，在生命的長河游了一程馬拉松，幾近沒頂，若浮載沈，此刻冒頭呼一把氣，我打算在岸前吭歌，還有人要去相信六十歲以上的人嗎？
在一個充斥謊言和欺壓的時代，我倒相信，無論是十六歲抑或六十歲的吟唱行者，都必須回到善良的本源。我們只有回到箴言的行文間摸尋出路的線索。
於是我決定去做這個音樂會。我信手挪用了“Don’t know the Past, Don’t know the Future” 作為音樂會的主題，不是要套小馬里和他爸的光（那是Ziggy Marley的一首歌）, 而是想回響Marleys父子重新揭揚的人類共有的良知所悟。
然而，我更想抓住這個機會，模擬重塑出那條自己走過的路。那條同時也是不少人共同走過的路。即使每個人在路上所得因人而異，它卻同時成就一種社會性。我欲向前行者抱拳致敬，同時向後來者握手祝福。
這是一個外表多元，其實是嚴重割裂的時代。族群被當權者愚辱的手段，恰恰把大家（本來應該團結聯盟的）離間缺裂。我們失去了互信的能力。推倒的高牆被更多的矮牆替代了。代溝即成鴻溝。大家無兩句。幾近全人獨立特行。而這正是控權者的理想演場。
民眾擁有力量，不見得想一起行使這力量。而個別游擊的行動者，即成犧牲者。這不該是殉義的時代，該是全人共行公義的時代。如Patti 在《給未來的札記》所言，互助相愛是我們唯一的盟約……沒有一個人是無名無用無價值的。這是我希望在這個演出重申的，也是眾多的友朋在渴望被聆聽的宿願。
有說一場演出是表演者和觀眾的一次co-creation，是兩者共同創造的一次經驗，一個靈場，一段旅程。相互投入的情緒結盟成一股力量，是以現場的情狀，無從替代。但這裡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那個發生的空間現場本身。
去年我為甘仔在牛池灣辦了他正式的首個公開個唱，成續斐然，大家都有一個美好的記憶。友人問，為何我要在觀塘工廈做這自樂隊解散以來自已的第一個個唱？我的回應是文化上的Affinity（同寅性） 。這個理念可要追索到那恍若隔世，被譏為單純，卻永遠美麗的花的世代。它從沒有背離過「互助相愛」那fraternity的性格。
工廈青年文化可以說是年青人在社會建制煎熬下的一次游擊性的變節，一次反生活espionage的突圍。依賴朋輩同寅間的默契（價值觀，愛好，自由生活的欲望，條件，能力），以群居的形式，聯袂在工業廢建的荒野中，打造起自己的生存空間，一種在公共間架的私有界面。真的就是an interface of possibility and probability.
SAAL是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來的實體，由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共資經營的文化空間。這個演出，正是我們互相支援的一次體現。比起在一個康民署的場地，一間商營酒吧，或一個有頭有臉的文化philanthropy場所，這裡有更在地，更群眾，更抗爭性的意味。更貼近「無知過去，焉知未來」的回響。
而這個節目，這張歌單，在香港這地方，我想從來未有過，恐怕也不會再有。我無意來上一堂通識課。我是來用自已聲音見證一段歷史，那我們匐匍前行過的一小步；希望同代的，在聆聽間共鳴我們早已過去的前行者的回音，肯定那該肯定的年輪；而後進們，能發現那早須白的聲音後面，精神和命運，一直貫穿到此時此刻。多少歌中故事世情，竟恍如昨昔。精神上，我們也許該倒騎驢的走著看。
人的精神面貌在時間的長空間不斷在變臉，而那張異彩繽紛的fabric of man也如是悠長地被編織出來的。我們都貫穿其間而活過來 。
這夜，我希望用聲音給大家一個深深的擁抱。也冀望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