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基斯坦最近發生了一宗以律師為目標的襲擊，一名律師協會主席先受槍手伏擊而亡。在其被搶救的醫院裏，過百名到來哀悼的其他律師及市民再受到炸彈襲擊，死亡數字逾七十人。
相比起巴黎或是慕尼黑的恐怖襲擊，這宗事故並沒有得到太多港人的注意。法國和德國的恐襲過後，不少人會討論現在到歐洲是否還安全，甚至因此而大幅改變行程，而保安局亦特意對兩國發出黃色外遊警示，並細心地「呼籲計劃前赴或已在法國的港人應留意局勢，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避免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1)。巴基斯坦方面，從2014年開始被掛上的紅色警示到今天依舊未被除下，因此再多的炸彈或是槍擊可能都只是在意料之中。
或者我們正可以此去定義什麼是恐怖襲擊。恐怖襲擊並不是試圖用行動去改變軍事力量的平衡，它所要改變的是人的心理。所謂恐怖，正是意圖顛覆每個人思考與決定的語境，把從未有過的概念注入每一個想法之中。這是一種心理上的範式轉移，世界的規則彷彿從此扭轉，受襲擊的可能性為以往安全穩定的生活蒙上一層陰霾。以此為目的的話，一場精心策劃的襲擊是否成功，傷亡的數字的多寡就並非首要條件，而是取決於受害者的身份與及進行襲擊的場合。此之所以，最為有效的恐怖襲擊必然是針對平民，而且其組成越隨機越分散越好，只有如此才能打破那道位處我們與他們之間的牆壁。
社會學上研究他者的概念已有百年，但卻還是無法衝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我們習慣把世界分為屬於我們或是他者的兩部份，發生在中東或是非洲的事情並不會發生在香港或是英國，位處世界另一面的戰爭與災禍，對於一般人來說只是一堆數字與資訊，並沒有切身的關係。但透過襲擊毫無相似之處，而只是碰巧路過同一地點的人們，其他得知事件的人就無法再將受傷或死亡的可能性由自己身上排除，因為我們再找不到一個身份特徵，可以把被襲者從我們身上完全切割。在恐怖襲擊的陰影下，甚麼是我，甚麼是他者，再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當遇襲的可能性由無變成有，恐怖感亦隨之而來，特別是我們對最近或是易於記起的事件經常會賦予更高的可能性（availability heuristic） ，恐怖襲擊亦成為了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
對他者的建構從來都是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容許我們排除一些沒有即時危險的顧慮，專注於身邊的狀況，而身邊的環境，即是一個安全穩定，可預知可預計的世界。人的思考盲點有很多，其中一個是對因果律的崇拜而缺少機率的概念，縱使發生在巴基斯坦的恐怖襲擊再多(2)，卻以為那是一個平行時空。恐怖襲擊既然以前沒有在香港發生過，在未來會發生的機率當然不大，心理上這其實就等於不會發生(3)。把911 說成是可被預測或是阻止的，當然只是一種後見之明，但如果把事件放到更長更遠的時間線上，這種程度的恐怖襲擊出現於美國的可能性和311地震或是卡特里娜一樣，從根本上就一直存在，只是被人們刻意忽略(4)。對於美國，或是其他先進國家地區的人來說，炸彈或是大型襲擊會發生的世界並不是他們所居住的世界，而只存在於電視或網絡上。或許，正是這種將別人的痛苦隔離的態度催生了極端宗教組織的抬頭，而其手段的第一步就是要將他們所感受到的苦難在世界各地複製。
Note:
1.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14/P201511140772.htm
2. 單是由2014年6月開始，值得位處四千多公里外的香港保安局為其紀錄的事件已有十三起之多。
3. 本來就不常見的事件，到底是0.1% 還是 0.01%其實都不會進入普通人的考慮因素之列。
4. Nate Silver 的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一書內就有一章關於恐怖襲擊的頻率與傷亡數字的可預測性。Nate Silver, 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13. What you don’t know can hurt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