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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Snowden,我是香港人:一個90後的公民成長歷程

我不是Snowden,我是香港人:一個90後的公民成長歷程

看了《Snowden》,更加相信,社會的質素,取決於該社會公民的質素。社會進步,就是公民提起腳步。如果每個人,都有Snowden揭發白宮監聽國民的勇氣,社會就不一樣了。勇敢的人不多,偉大的人更少,這願望固然不設實際。退幾步來說,其實只要《Snowden》的票房,能夠比《寒戰II》更高,那麼我就看見香港的希望了。

我不是Snowden,我是香港人。

生於90後的我,第一次有意識接受公民教育,是中一的「公民教育課」,一周一課。整整一年的課,忘記得九九十十,然而第一課,至今我還是相當有印象。

那一課,老師走入課室,如常地向我們說「Good afternoon class!」,我們亦如常回應「Good afternoon Mr Iu!」。正常的課堂就應該這樣開始,可是老師卻再說一次「Good afternoon class!」,我們奇怪,但也只好繼續回以「Good afternoon Mr Iu!」。「唔齊,再黎多次!」如此循環往復,一堂四十分鐘,就這樣耗了整整一堂,最後老師好像有總結幾句學習要專注認真之類的話,我記得不太清楚了。那時只覺特別,所以記憶比較深刻,但現在回想,那堂「公民教育課」其實更像訓練軍人行禮,要把我們一班40人鞠躬動作整齊,說話速度一致,就像08年京奧開幕的萬人操一樣。

這就是我整個求學生涯,在「公民教育課」裡唯一記得的東西了。

對我來說,我真真正正的「公民教育課」,是在中三開始的。不在學校,而在家中。土地問題,我與家姐同房生活,當時我家姐正值中七,不時在房間操練Past paer。有時她在做中化聆聽卷,房間狹窄,我無處可逃,於是就只得跟她一起聽聆聽錄音。

中三的我,沒有接受過邏輯思辨的訓練,寫議論文也未懂得正反論證。因此,當我聽到中化聆聽錄音中,那些比較嚴謹的道德爭辯時,我是有所震撼的。就如有一年討論「范跑跑事件」,聆聽錄音中的同學們,討論著人性本能與社會道德規範的取捨,爭辯一個人對其他人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道德義務等等。對中三的我來說,這是我第一次被引領思考一個人在社會中的道德責任,反思一些公義的原則問題……我認為,那是我第一次正正式式接受「公民教育」。

為了修讀某心儀學科以及轉讀男女校,我會考後就轉到港島某學校升學。我本來的中學,學風相對自由,沒有Prefect制度、可以穿波鞋返學、非課堂時間可以使用手提電話。轉了學校,基於落差,感覺自由受到限制,於是便向校報投稿一篇文章,題為<我要在學校裡用手提電話>,提出在學校使用電話的道德理據。最後,校方落令禁止刊登,這篇文章最後無法在校園面世,情況有點像現在VIUTV高層向「矛盾」製作單位施壓,禁談港獨。

那時候的我,畢竟還是一個放學喜歡打波的少年,當同學向我歉稱校方嚴禁刊登的時候,我也不再難為同學了。但現在回想起來,到底還是有點憤恨學校為什麼沒有種跟我在文字上對質較量的,如果他認為自己義正詞嚴的話。

到了大學,入讀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學學風自由,同學當中好多都是爭強好辯之士,基本上如果你一句說話用「正常人應該(咁樣咁樣)……」開頭,大多數的情況,你都注定講多兩句話後就要道歉「係,我頭先講錯左。」。如此,邏輯思辯的訓練就融入生活當中。再加上2012年後的社會崩壞,甚至每星期教授自己「傳播法」的劉進圖老師也可以突然被斬,對自己公民身份的意識,就愈益強烈了。老實說,仍有福氣接受如此高水平大學教育,以及如此不幸活於這黑暗時代的我們,依然不覺醒的話,不是裝睡就是已死的了。

Snowden的勇氣源於批判,源於質疑──他質疑,白宮監聽過百萬國民私隱,這是否符合道德?Snowden決定要將這個道德問題交給公眾,激發討論,於是冒險洩密。作為一個公民,很關鍵的一種素質,就是批判與質疑。我已經離開中學多年了,不知道今天中學教育引入「通識科」後,是不是成功訓練到學生的批判思維。如是,我相當欣賞。

如果你問我,一間學校的「公民教育」怎樣才算得上成功呢?對我來說,我有一個頗簡單的參考標準:一個學生,接受了六年中學教育,這六年裡頭,如果他從來沒有反思過「為什麼學校不可以用電話?」「為什麼不可以染髮?」「為什麼瀏海不可以過眉?」「為什麼Bra帶不可以有顏色?」……如果,他從來沒有反思過為什麼要遵守校規;他其實不懂得守校規。一直以來,他只是在學習服從、培養奴性,如此而已。那麼,我就認為這學校的「公民教育」是徹底失敗的了。到底學生仍然未具備反思建制、反思現狀、反思秩序的能力。這樣的人,如果你將他擺回50、60年代的美國;社會歧視黑人,他就會一起歧視黑人;如果你將他放到清朝時代,女人要裹足紮腳,他就會把自己女兒的腳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