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辦學團體保良局推出新的教職員守則，禁止教職員透過私人通訊平台向學生或工作有關持分者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表態的信息。新聞報導一出，引來教師憂慮。教職員守則是否可規管教師私人生活？教師私人生活是否與學生有關？政治教育要如何處理？向來是爭議不休的話題。然而更根本的問題在於，近幾年一直說教育不牽涉政治，我們要如何處理「教育」與「政治」的話題？甚麼是「涉及政治立場或表態的信息？
天下何事不政治？
關於政治的定義，在政治學上多有研究，不同學者也各持己見，並無明確定義。然而有幾點是普遍同意的，即政治牽涉國家體制等公共生活、也牽涉私人領域的公民社會，更普遍地牽涉社會的資源分配、政策制定、解決不同群體的衝突等。按此等定義，當下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天下何事不政治？
依據上述的定義，其實大凡時事和政策討論，都牽涉政治。討論任何一個時事、政府任何一個政策，都牽涉不同的政治價值；牽涉對香港未來發展的願景。比如，支持哪一個模式的橫洲發展方案，是否同意「摸底」，已是對香港土地利用、公共行政、可持續發展等不同角度的討論，牽涉「社會的資源分配、政策制定、不同群體的衝突」等，是否政治？
近幾年有facebook後，不少老師都會嘗試透過facebook與學生討論時事，分享不同的時事知識，以作課後的學業討論。如此一來，如何界定「向學生發放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息」？討論任何一個政策，也可牽涉政治立場和取態。
其實，教育真的可以完全「脫離政治」嗎？真要說的話，學校裡升國旗，表示對國家的認同，已是一種政治：為甚麼認同、為甚麼不認同？對國家是無條件的認同、抑或要成為批判性的愛國者？國旗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政治圖騰。過往有學校邀請議員或社運領袖到校分享，被批評「搞政治」，但不少人大政協，都會到學校演講。去年有校長團體邀請問責局長到學校與學生分享，那是否政治？為甚麼邀請議員和社運領袖是政治，人大政協、官員就不是？
再推一步說，使用任何一個字眼，也可能象徵了某一種的政治取態。為甚麼是「回歸」、不是近年「本土派」說的「主權移交」？其實後者較為客觀。「十一」為甚麼是「國慶」、不是國民黨史觀的「淪陷」？前者歡欣，後者頹喪。即便不講時事，中史科歷史科，評論功過、採用哪一種史觀，本身也就是政治。
我們日常已習慣的字眼，深思之下，很多都「政治正確」。我們不認為愛國是政治，因為這種政治已經大得像日常生活、大得像身邊的空氣，我們已適應、看不到，卻無一不是政治。
現行專業守則已足夠處理相關問題
新增守則等同單方面更改合約、管制教師私人通訊平台限制言論自由等問題，自有法律專家討論，區區自不班門弄斧。針對教育專業的問題，近幾年社會愈加政治化，對學校政治教育的討論不停。但一直以來，《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其實已足夠處理老師政治取向的問題。
教育專業守則2.2和2.6章，分別提及教師作為專業人士，對學生和對公眾的義務。包括「應盡量保持客觀」(2.2.13)、「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2.2.14)、「培養學生民主精神，教育學生尊重他人」(2.2.18)、「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2.6.3)、「應積極支持及推廣公民教育」(2.6.4)、「應注意時事，關心社會問題，並致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2.6.6)、「應致力培養學生的自由、和平、平等、理性、民主等意識」(2.6.9)。皆似乎關係於中立的政治教育，以及教師有責任鼓勵學生了解時事，並盡公民責任。
假若原有專業守則已足夠處理，是否有必要另行制訂另一指引？當下的問題其實不是保良局單一辦學團體的問題，而是整個教育界，在近年政府積極出招管制教師的杯弓蛇影下，能否撐住教學和良心的自由，而不受政治干預？教師自有專業判斷去處理，又何必另設一把懸在教師頭上的劍，使人憂慮？
當下老師早亦已習慣用社交媒體和其他通訊平台與學生討論時事。新設的這類守則，其實也反映了主事者未能掌握資訊時代裡教育趨勢的轉變。對於政治的界定也是含糊的，未免對教師做成壓力。友人笑問，「難道我喜歡何韻詩，又要被學校批評向學生講政治？」
畢竟需要深思，老師與學生談佔中、討論港獨，似乎是「政治」。但老師與學生說愛國、談愛港，卻是「公民責任」了。在「政治」與「公民責任」之間，我們怎樣去看世界；在諸多制肘之下，我們如何去做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