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不想這個世界不再有人捱餓，七十億人人人吃得飽甚至吃得好？當然想，有誰會不同意這麼美好的願望！但是理想的世界是一回事；我們個人是否有義務成就這個理想，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一般人就算看到慈善組織的廣告，知道地球另一端仍有許多待哺幼兒生活無着時會感到不安，但這卻不並會影響他在萬聖節晚上出去狂歡的心情，因為他實在沒有犧牲自己生活品質，從而大濟天下的責任。可是真正的左派，尤其是富有的左派，卻不能如此坐視人間之不平。
因為絕大部分的左派都會同意，不平等是不正義的，而目前這個世界確實很不平等。哲學家柯亨（G.A.Cohen）對他們提出的挑戰是： 「當一個人從他認為的不正義之事物中得到好處時，他怎麼可能爽快地否認，他有義務放棄這些好處，好讓這個不正義之事物的受害者得益？」至少，他應該把「剩餘的財富」捐贈給窮人或者任何促進平等的組織，因為在左派心目中的正義社會裏頭，他根本就不會擁有這筆「剩餘的財富」。
當然，就像我們之前看過的那些關於老左的笑話，對於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經典回答是：這種捐助沒有觸及基本的不正義。所謂基本的不正義是結構的，體制的問題，幾個有錢人捐身家做慈善根本就改變不了宏觀大局，頂多只不過是對那不平等收入的特殊利用而已。然而柯亨認為，就算體制的不平才是最基本的不正義，但體制不平等導致的分配不平難道就不算不正義嗎？所以一個實在沒有理由不拿出他「剩餘的財富」來減少這種分配的不平等，哪怕這只是「次要的不正義」（比起體制的不正義而言）。
考察過十來個有錢左派可以不捐錢的理由之後，柯亨最後發現：「一位富裕的平等主義為有充分的理由不慷慨解囊」。這些理由裏面，有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保留我的財富可以使我有為平等主義作出貢獻的能力，如果我把自己的財富捐贈出去，則會使我失去這種能力」。簡單地說，那就是在不公正的社會裏頭做個「紅色資本家」。以幾乎是特務的身份來推動左派大業。比方說由於你的財富替你帶來崇高的社會地位，所以你可以常常接觸到一些位高權重的精英，這時你不就能夠游說他們，替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說話了嗎？再加上你已經這麼有錢，不必為了養家糊口而日夜奔波，你大可把多餘的時間和精力全都用在促進社會改革的事業上面，這難道不是一件美事嗎？
而且我們還可以假想一下這種特殊情況：一個人既有已經輸掉美國民主當總統候選人資格的桑德斯的理念，想要把社會帶向更左更公正的方向；又有特朗普的萬貫家財，能夠挾龐大人脈和資源出來從政，這是不是一個有錢左佬的最佳狀態呢？柯亨認為，只要一個社會的政制愈不平等，這種有錢左佬不捐身家的特別理由就愈站得住腳，因為一個富有的精英在不平等的政制當中會更有影響力。說到這裏，我突然明白為甚麼有那麼多富人都說自己支持共產黨乃至於共產主義了（大陸和香港都不乏這類富人，他們有的甚至是入了黨的黨員），原來他們平日錦衣玉食全是一片苦心，他們出入皆貴也全是別有用意，他們今天積累財富，是為了在這個體制內開拓出人人平等的美好新世界。
原文刊在飲食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