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姨婆的眼淚和堅持
劍橋護老院、史丹福游泳學校……香港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正因為已經麻木，才要繼續升呢。我們還有康城、左岸和天璽。
舉世三大勝地，都有康橋。除了英國（康橋即劍橋舊譯），康橋亦是哈佛大學的所在地。香港不讓兩地專美，我們的康橋亦已揚名。
除了搭地鐵路過地下大堂，從未上過 IFC 和 ICC 的樓層，兩岸燈火，一定很漂亮。但其身後芸芸大廈，暗角與陋巷，才是真正的香港，用什麼名字都無法掩蓋。
姨婆不是孩子的媽媽。其他家長透露，孩子的父母仍在世，卻不在身邊照顧他。「（姨婆）佢攬左上身」，讀者想必明白。
無論社工還是醫生，都以姨婆抱恙為由，勸她交孩子給院舍照顧，推薦「康橋之家」。甫至一樓大門，但見環境惡劣，已經想打退堂鼓。
她讓孩子入住情況較好的二樓。因為住宿者幾乎自理一切：自行清潔、洗衫、洗地、更換床單。
來來去去，姨婆只見到芬姐（伙食）和珍姐（文書）兩個員工。儘管她一再請求兩人打點孩子生活，但都不了了之。孩子沒有刷牙沖涼做功課，往往需其他住宿者照料。
她憶述住宿者俱忌憚張健華和職員。每當他們在場，都不敢勞煩對方，不敢多說話。入夜則少有員工在場，她形容像開 party 。一晚孩子生病，沒有人幫到忙，她要在凌晨四五點趕往院舍。
回思張健華舉止，姨婆早覺得頗有問題。他對女院友非常親暱，全不知忌諱。而且只請「乖」的女院友落街食飯，討好她們。
及後孩子被迫遷往三樓，衛生更加惡劣。同層住宿者俱屬重度智障，不會說話，既無法自理生活，亦無法與孩子溝通。因孩子即將離開，姨婆才忍下來。
「政府安排得唔好，無論係小朋友、傷殘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冇分類型。」孩子在院舍沾染陋習，需要半年才能矯正。「佢咁細個，十二歲識行識走，住係嗰度污糟邋遢，好過分好淒涼。」
「咁細個住院舍，幾時住到老呢。」最後姨婆忍不住流淚，「社工講俾我聽，（公營院舍）唔係話有就有，十幾年後喎。但一日唔死，都唔想（孩子）去私人院舍。」
「點解個個都覺得我湊佢唔掂？我唔覺得，我真係唔覺得，我真係唔覺得呀。我盡能力湊佢架，唔想佢去家舍，真係架。。。」
問姨婆怎看社署的應對，她批評署長推卸責任，沒有答案作實，「成日都話調查。做實事，唔好講。」她和一眾家長，建議政府應向違規院舍課以罰款，容許家長和議員參與突擊檢查，向社署報告。
圖二：住院兩年，見證四五人離開
林女士是精神病康復者，入住和宜合道沐恩之家總院兩年。因葵涌醫院重建，仍待康復的病人不得出院，醫生轉介她到沐恩之家，自 13 年起入住兩年。
她見證私院人手不足，用香煙利誘住宿者幫忙工作，「掃地、倒垃圾、洗廁所等，盡量搵佢地做，因為真係唔夠人手。」
入住的病人多沒收入，不得不就範。「例如院舍收費 5700，綜援只有 5100，俾唔起差價，就要用勞動補償。」
「因為受到唔好嘅對待，（病人）經常諗辦法偷走。有院友偷走過幾次，驚動警察捉番返嚟。」
在她住院的兩年，先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說一口流利英語，入夜爬上天台跳樓身亡；一年輕女人遲遲沒起床，察覺時四肢已變型，急救無果；有老人家洗澡時不堪水冷，大喊「好凍呀！好凍呀！」但員工時間有限，根本沒在意他。
老人隨即發病，由救護車送走。日後家人收拾行李，從此沒有回來。她說同類案例不止上述，起碼五宗。部份人走後不再相見，根本不知生死結局。
憶述遭遇，她說自己更像半個駐院社工，開解院友成為她的職務。
她肯定地說：「（姨婆）佢地講嘅嘢通通都係真嘅……但新聞一過左，就冇人關注。」
圖三：「其他人睇嚟伴屍好慘，但我地嚟睇係必然。」
眾人都稱余先生為「余大俠」。他也有一個十多個歲的弱能兒子，一直為同舟奔波。「出於同理心，希望分擔一下，條路好苦。」
社署署長在立會與他們見面。他不喜一隨行官員，在會議中以「臭蟲論」推搪，謂公營院舍都有同樣問題，不過私院更無可避免，唯有多加監察。
他批評官員模糊問題癥結：私院按受助人的綜援金額收費，而公院的監管和資助都完善得多。後者毋須打病人主意，不像前者無心經營，唯利是圖。「津院人工有萬幾蚊打底，私院人工低好多，冇人做，自然人手不足。」
然而公營的津貼院舍，要等到何年何月？余解釋可選指定區域或全港，「當然揀全港－－男仔等 13 年，女仔等 9 年。唔敢揀指定區域，因為更耐。」
「家長嘅心態幾絕望。其他人睇嚟伴屍好慘，但我地嚟睇係必然，分別只不過係有冇人報道。」
「好似姨婆揹住肥仔咁多年。。。家長都有情緒病，好容易爆煲。每次有事發生開依啲會，大家都喊到飛哩啡呢，我自己都係。」
「我會俾個仔伴屍，唔會推佢落地獄。」
後記：
回顧報道，是《端傳媒》最早發現姨婆和孩子的故事。
沒人脈沒門路，筆者向沒有獨家情報，不會為此自責。但筆者和姨婆孩子，已經不下一次照面。第二次見面時，孩子更認得我，跟我打招呼。
只差一個追問卻沒有問，擦身而過而不自知。是否僅僅大意？
恐怕交功課了事的心態、在意幾多人睇的歪念，令筆者忘本而錯過更多。這是比錯別字更嚴重的問題，必須反省思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