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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ng with China與Bowing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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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ing with China與Bowing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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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美國前財政部長、高盛集團前董事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出版了一本書,名為Dealing with China,分享多年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的經驗和心德,包括擔任財長前幫助中國國企私有化,為中國電信、中石油、粵海企業、中銀香港、中國工商銀行等國企上市;擔任財長時設立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定期高層對話機制,討論包括雙邊、地區和全球的安全與經濟議題;卸任財長後與中國合作的環保項目。

細讀這書,或會驚訝為何中共領導人竟會對這正宗的外國勢力可以如此信任。這種信任其實是需要當時人有能力有實績並不斷累積。當年朱鎔基總理推動各種經濟改革,包括推動國企私有化,並把第一家改制上市的國企中國電信的工作交給保爾森,當時正正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朱鎔基也擔心會否失敗,影響改革和社會穩定,但最後仍能順利上市集資,做到了鄧小平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所以往後很多的國企上市也因而交給高盛。但記着這種信任,是建立在危機之中。

到擔任財長時,中美間的角力更多。美國國內不斷有「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過低」的指控,國會準備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保爾森一邊出訪中國與胡錦濤閉門見面,勸說領導人更靈活和自主性的貨幣政策、市場決定匯率(其實是人民幣變相升值)對中國包括經濟穩定發展、避免通貨膨脹的好處;一邊向中國解釋美國國會面對選舉前後的壓力,及美國人很快看到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性。向美國,保爾森則調整國內對人民幣會馬上升值的期望。最後,中國人民幣於2006至2007年期間升值,美國亦沒有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不說不知道,保爾森同時還成功爭取釋放民運人士楊建利。保爾森的職責是為高盛和美國人尋找最大利益,他沒有亮麗的口號,堅持法治人權的原則,但他確實得到國人和中國的信任。

是誰把中港帶到如此惡劣關係?

香港和美國對中國其實有不少類似的地方,當然香港與中國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打交道,而是兩制之間的打交道。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不可能完全沒有不滿,但一個有能力的特首,理應回應香港人訴求,向中國爭取最好的,亦能緩解雙方緊張的關係。但梁振英不單沒有爭取,更處處挑撥矛盾,唯恐天下不亂,借宣誓風波弄到行政干預立法,現在更去到中央即將釋法的地步。中央不可能不清楚釋法對香港法治的嚴重衝擊,但要做這個決定前,是否也要想一想,為何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情緒會如此強烈?梁振英是否有能力實踐一國兩制?是誰把中國和香港數年間帶到今日如此惡劣的關係?未來特首如果只懂「bowing to China」,是否就能讓一國兩制運作下去?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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