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前財政部長、高盛集團前董事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出版了一本書，名為Dealing with China，分享多年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的經驗和心德，包括擔任財長前幫助中國國企私有化，為中國電信、中石油、粵海企業、中銀香港、中國工商銀行等國企上市；擔任財長時設立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定期高層對話機制，討論包括雙邊、地區和全球的安全與經濟議題；卸任財長後與中國合作的環保項目。
細讀這書，或會驚訝為何中共領導人竟會對這正宗的外國勢力可以如此信任。這種信任其實是需要當時人有能力有實績並不斷累積。當年朱鎔基總理推動各種經濟改革，包括推動國企私有化，並把第一家改制上市的國企中國電信的工作交給保爾森，當時正正遇上亞洲金融風暴，朱鎔基也擔心會否失敗，影響改革和社會穩定，但最後仍能順利上市集資，做到了鄧小平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所以往後很多的國企上市也因而交給高盛。但記着這種信任，是建立在危機之中。
到擔任財長時，中美間的角力更多。美國國內不斷有「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過低」的指控，國會準備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保爾森一邊出訪中國與胡錦濤閉門見面，勸說領導人更靈活和自主性的貨幣政策、市場決定匯率（其實是人民幣變相升值）對中國包括經濟穩定發展、避免通貨膨脹的好處；一邊向中國解釋美國國會面對選舉前後的壓力，及美國人很快看到人民幣升值的重要性。向美國，保爾森則調整國內對人民幣會馬上升值的期望。最後，中國人民幣於2006至2007年期間升值，美國亦沒有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不說不知道，保爾森同時還成功爭取釋放民運人士楊建利。保爾森的職責是為高盛和美國人尋找最大利益，他沒有亮麗的口號，堅持法治人權的原則，但他確實得到國人和中國的信任。
是誰把中港帶到如此惡劣關係？
香港和美國對中國其實有不少類似的地方，當然香港與中國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打交道，而是兩制之間的打交道。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不可能完全沒有不滿，但一個有能力的特首，理應回應香港人訴求，向中國爭取最好的，亦能緩解雙方緊張的關係。但梁振英不單沒有爭取，更處處挑撥矛盾，唯恐天下不亂，借宣誓風波弄到行政干預立法，現在更去到中央即將釋法的地步。中央不可能不清楚釋法對香港法治的嚴重衝擊，但要做這個決定前，是否也要想一想，為何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的情緒會如此強烈？梁振英是否有能力實踐一國兩制？是誰把中國和香港數年間帶到今日如此惡劣的關係？未來特首如果只懂「bowing to China」，是否就能讓一國兩制運作下去？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