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許多高層決策人物退下來之後，很少寫回憶錄或自傳（當然也有少數例外，如前總理李鵬就在香港出了一本傳記，努力撇清他跟六四的關係），因此很多秘密和治國經驗都被帶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無法令後人從中獲益，甚為可惜。
很多時候，我們要從外國政治人物的回憶中，才能一窺中國政治之一斑，然後努力拼湊出全豹。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以第一手資料寫作的《Dealing with China：An Insider Unmasks the New Economic Superpower》一書，可算其中之一斑。
此書去年已出英文版，描寫他如何跟中國打交道，掲示出90年代至2010年中國崛起期間，中國高層權力在推動巿場化及國際化背後的决策思維。近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此書中文版，書的中文書名為《與中國打交道》，副題為：親歷一個新經濟大國的崛起。出版社邀保爾森來港出席他的新書中文版發布會，招來了香港多家媒體訪問。
保爾森於哈佛畢業後，在五角大厦任助理國防部長助手，兩年後加入投行高盛，後來升至總裁一職。於2006年獲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委任爲美國財長，2009年卸任。高盛總裁及美國財長這兩個身份，使他在90年代後近20年間，接觸到中國最高領導層，包括江澤民、習近平、朱鎔基等人，且涉足多宗經濟大事，讓他可從核心權力運作的角度，見證中國崛起。
在亞洲的競爭令中美關係惡化
他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認為今天已變得富有强大的中國，面對既得利益者阻撓改革的問題,但中國仍需繼續經改,因為仍存在大量的窮困人口。至於中美關係,他表示在亞洲的競爭令中美關係惡化，但中國已融合到世界經濟體系，跟美國密不可分，中美應保持良性競爭，保護主義不可取，否則兩敗俱傷。他談到香港問題，表示全世界都關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發展，特別是台灣人一定會用顯微鏡密切觀察香港，希望北京能辨識到香港存在不同意見。
保爾森任財長之際，正是中國崛起迅猛之時,中美關係轉趨緊張，尤其經濟競爭方面。當時保爾森認爲，對抗只會帶來報復，保持對話才能雙嬴。於是成立「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SED）機制，希望透過對話管理中美經濟關係。借此機制，保爾森對中國經濟決策發揮影響力。
例如2006年美國會指控中國操控人民幣匯價, 將通過法案懲罰中國，保爾森於是緊急跟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私下見面，勸胡讓人民幣升值，他在《與中國打交道》中寫道：「接下來，我把吳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叫到一邊，强調我們需要很快看到人民幣有升值的舉動。」吳儀是是SED機制的中方對口，書中詳細記錄了二人的對話及保爾森如何斡旋，人民幣最後在2006至2007年間升值，美國國會也撤回了懲罰性法案。
美國女歷史學家塔奇曼的觀察
人民幣升值事件，反應出中共決策層面對困境時靈活變通的一面, 這與70多年前, 美國著名女歷史學家塔奇曼對當時仍在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共的觀察是一致, 這也許解釋了中共建黨以來為何能夠克服那麼多的內在與外在的危機。「中國共産黨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實事求是，」塔奇曼說：「他們現在已經學會了調整政治行動去適應現實，隨時準備爲了生存和優勢，與意識形態的對手開展合作。如果他們在1936年可以與蔣介石達成合作並且還將準備合作下去，那又爲什麽不能和美國權商一二呢？」
保爾森亦在書中逐一點評跟他有交往的中共領袖如江澤民、習近平、朱熔基等人，不過講話圓滑，不會得罪任何人。對江澤民，他說：「外國人容易低估江，因爲他的舉止、厚厚的黑邊眼鏡和缺乏威嚴的外表，容易消除他人的戒心。」；他看朱熔基：「很直截了當，沒有廢話。至少對我，他是個很好的傾聽者，若他認爲符合中國的最高利益，就會採納逆耳之言。」
至於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保爾森從和習的交往經驗中得出來的印象是：「習身材高大、充滿自信，他是那種一出現就能讓滿室光輝的人物。」至於習的談吐，他說：「他觀點犀利，有遠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