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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彩燕

曾任理大學生會外務秘書、學聯代表會中央代表、街工組織幹事。 網誌

社運

立足社區的工人組織——黃詠芝︰有工友因反對佔領而離開,但留下來的工友更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麼

立足社區的工人組織——黃詠芝︰有工友因反對佔領而離開,但留下來的工友更清楚自己追求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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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在八、九十年代工業轉移之際,香港的勞工工作者之間曾掀起有關工人組織「社區化」的討論。「勞工社區化」簡單來說,即是在社區內接觸、組織工人,是地區工作與勞工工作的結合。紮根社區,建立工人網絡,這種模式有別於職工會以行業或工種劃分組織對象、在工作場地接觸工友的做法。面對日益零散化的就業模式為工人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不少人認為「社區化」能回應當前形勢,並填補一般行業職工會未能組織零散工的缺口。翻閱歷史資料,有關「社區化」的論述或文字記錄,只能從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和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的出版物中看到 [1][2]。更甚者,社區勞工組織的經驗、實踐的狀況,缺乏文字記錄,後人難以知曉、參考。適逢筆者認識的一位勞工工作者最近離職,於是萌生為她寫一篇專訪的念頭,希望把她的組織經驗記錄下來,亦希望讓大家認識工會以外,另一種形態的工運、拉闊對工運的理解,並得以重拾過往工運路上被人忽略的碎片。

訪談當天,已是阿芝離職一個月後了。這天,阿芝回到葵涌邨街坊工友服務處,與工友開小組會議,完成了在任時未完成的街坊組織者培訓。一個離職了的人,仍堅持完成離職前未完成的事,足見其責任心。正正是這種責任心,驅使阿芝踏入葵涌社區,展開勞工工作,在這裡渡過了七個寒暑。

從社區出發的工人組織

「我大學時讀社工系,在2009年9月至12月期間因為學科要求而到街工葵涌邨辦事處實習,來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想做勞工議題的傾向。」當時實習的主要學習範疇為「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並且以舉辦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為目標。起初阿芝對這個社區不太認識、不清楚居民的需要,於是,阿芝拿著一疊疊問卷落區,聆聽居民的需要,結果發現他們普遍覺得交通費負擔很重。適逢當時政府就推行了兩年的「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津貼的前身)進行檢討,而葵青區一直都不在計劃的支援範圍內,阿芝便透過洗樓、落區去接觸住在葵涌邨的在職人士,邀請他們來開會,然後與他們成立「葵涌邨爭取跨區交通津貼關注組」,確立爭取計劃開放至全港十八區這目標。其後不斷舉辦記者會、居民會、帶動街坊參與遊行、與關注公共交通事務聯盟(交通聯)緊密溝通。

短短三個月的實習結束,當然還未爭取到任何政策上的改變。儘管阿芝已完成了課程要求的實習,她大可以重返象牙塔,得到一個令她滿意的實習分數,繼續她的學業,可是她卻不希望是這樣,「可能是源於那份責任心,我不想完了實習便結束小組,因為相關議題仍未結束。」阿芝在餘下六個月的大學生活裡,為了延續組織工作,不間斷地游走於葵涌邨與大學之間,有時更「走堂」,無償地為葵涌邨的居民組織出力。在大學課程正式完結後,她第一時間想做的,不是四出找工作,而是參與了街工的暑期實習計劃,為的,始終都是葵涌邨的組織工作。暑期實習完結後不久,阿芝正式入職街工。至今憶起這段往事,她亦覺這不單只源於責任心,更是源於她享受組織的過程。

其實在暑期實習的時候,阿芝的組織工作已初見成果。在工友多番爭取下,政府最終決定在2010年起,將「交通費支援計劃」擴展至全港十八區,計劃亦正式改名為「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爭取目標達成了,便要去找下一個目標,當時阿芝除了思考如何延續組織,同時認為工友不應局限於關注交通事務,於是舉辦了勞工法例班,透過講解勞工法例去帶出現時工人的困境,因此當時有一半的開班時間都是討論勞工議題。勞工法例班完成後,小組便由「葵涌邨爭取跨區交通津貼關注組」轉化成「葵涌邨勞工權益關注組」,小組的著眼點不再是單一的交通議題,而是各種的勞工議題了。

組織的過程當然不是一帆風順,在組織起頭時,阿芝第一次舉辦居民大會,共有四百人留下聯絡電話,可是到了第一次開小組會議時,卻只剩下三十人,到了第二次開會,更只剩下幾個人。初出茅廬的阿芝未曾經歷人數如此起跌,一時接受不來。後來漸漸的明白,工友有不同的考慮、選擇,於是理解這種人數上的波動。時至今天,工友組已經成立了七年,當中有不少工友來,又有不少工友去,亦有持續參與了七年的工友。阿芝認為,當年爭取到交通津貼開放至十八區和雙軌制,是很關鍵的一步。「這些爭取成功的經驗,使帶組容易了,這些抗爭成果能建立到一種信念,就是工友要站出來才會有成果,不站出來便沒有。」

經過數年的帶領,阿芝已成為了支撐起工友組的一股泉源,儘管如此,她不希望工友只聽從她的意見。「小至小組的定名,大至小組的目標、關注的議題、規矩,我都想交由工友去討論、決定,因為這象徵著工友對小組的承諾、重視。」

阿芝作為組織者,無分工友的工種,而是以工友自身生活的困境出發,例如交通費和房屋租金問題,讓他們透過關注這些議題,去理解自身在爭取政策改善過程中的位置。然後更進一步,使他們走出單一的議題主線,關注更多的勞工問題,包括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和稅制改革等,參與更多不同的社會行動。這正正是實踐「勞工社區化」的開端。

佔領運動與工友的成長、退出

經歷過各種行動、接受訪問、在街站嗌咪,工友在行動經驗、理解各種議題和工人身份認同上都有所累積。到了2014年的五一遊行,工友更一手包辦製作橫額、構思發言內容和帶領喊口號等工作,在過程中阿芝見證了他們的成長。可是同一時間,阿芝感覺在組織上到達了頂點後,難以有突破。再者,工友組的話題過去主要涉及勞工權益,卻未有觸及政治權利的範疇,視野受限。當時社會上熱切地討論著戴耀廷教授提出的佔領中環,政改運動成為了公民社會的主要議程,阿芝帶領工友認識政改議題和公民抗命的理念時,容許工友自行考慮決定是否參與「佔中」,這種開放的態度卻被同事視為不夠進取,觸發她去思考自己的組織工作能否與社會運動接軌、工友在「佔中」上有沒有位置,使阿芝陷入迷惘中。

最後,「戴耀廷式佔中」沒有出現,警察一枚又一枚的催淚彈卻驅使更多人起來抗命,催生了持續七十多天的佔領運動。阿芝記得當時工友看到他們的兒女無懼催淚彈,奮不顧身的起來參與佔領,也被感染了,開始明白佔領的重要。後來她帶著工友們從遙遠的葵涌邨來到金鐘佔領區,看看那裡的自修室、公民講堂、各種塗鴉。工友眼界大開,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除了開始明白爭取政治權利的重要性外,也會願意理解公民抗命的理念,回到去社區時更會去說服認為佔領很暴力的其他街坊。工友組組織經歷佔領運動後,提升到一個嶄新的層次。

警方施放催淚彈後不久,學聯提出無限期罷課、罷工、罷市,後來卻沒有多少工人和市民嚮應。有些人認為佔領運動只停留在佔據數條街道,未能擴展至能夠癱瘓社會運作的規模,是源於公民社會一直以來組織薄弱,未能讓廣大勞動階層理解抗爭的重要。作為當時的工人組織者,阿芝卻認為「那時有太多因素去影響著這場佔領,當學生仍是主導角色,工友亦是受年輕人的啓發後才出來參與佔領,很難叫他們反過來主導整個運動。」可見工友仍然是受著這個社會運動的氣候影響,處於被動的位置。

不過,最讓阿芝感到可惜的,始終是有些工友因對佔領的立場與街工相左而離開了工友組。「他們在參與小組的日子裡吸收了一定的東西,現在突然離開了,便不能繼續下去。」她看到很現實的一面︰在無風無浪的日子裡,工友會很容易接受透過公民抗命的方式爭取公民提名,可是到佔領發生了、影響到他們返工搭車的時候,不是所有人都能撇開利害關係,不顧自己而支持佔領。也好像討論全民退保時,工友在理念層面上對著「人人有份」、「尊嚴退休生活」的說法都會說認同,可是到了討論學者提出的方案時,要計算自己要供款多少、知道家庭主婦不用供款時,他們就會爭論得面紅耳赤。

即使如此,「他們會更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更加知道是否和其他人理念一樣,是否走同一條路線。留下來的工友,理念會更加堅實。傘運後,他們開會時會講多了民主、公民提名的話題,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突破。」

12

工友組織的昇華——社區工會

早在2013年的時候,阿芝已有成立「社區工會」的構思,希望工友組的工友能成為工會理事。「社區工會」以地區組織為基礎,旨在組織某一社區內的工人,它有別於行業工會,不會以工種來區分組織的對象——只要是在該社區內生活的工人,便能加入成為社區工會的會員。在她眼中,「工人」的定義很擴闊︰長者是退休了的工人、婦女是主理家務的無償勞動者、青年是未來的工人。因此,社區工會除了組織在職工人外,亦不會排拒婦女、長者和青年的參與。「當時想到計劃很宏大,會以社區工會名義作社團註冊、會有會徽和會費、每個月開一百人的大會,長者組和婦女組會成為工會的屬會。」阿芝曾在邨內張貼海報宣傳和介紹社區工會,亦邀請處理過勞工個案的工友加入工會,那年五一勞動節遊行,橫額也開始用社區工會的排頭。可是實際上,當時的「社區工會」仍是沿用小組形式,成分也絕大部份是工友。

到了2014年,阿芝認為只得她一個做組織是不夠的,若果工友可以嘗試組織其他街坊,每人只需邀請多另外一名工友參與小組,那工友組便可以有多一倍的工友。除了使組織得以擴展外,也能使工人抗爭意識透過工友的口中傳揚開去。於是她決定舉辨「街坊組織者1+1培訓計劃」,期望讓工友學懂擺街站、演說、洗樓和計劃行動,訓練他們成為組織者。可是,這意味著阿芝在有限的時間裡,只能把籌備社區工會的工作擱在一旁,塞翁失馬,這培訓計劃卻能為著未來工友組成為工會理事作準備。

社區工會能填補傳統工會做不到的東西,例如組織無償勞動者和零散工、關心社會其他議題。工會領袖黃華興當年先是在自己行業內爭取標準工時,然後才告訴大家社會都可以一樣爭取,相反社區工會一開頭便能夠著手從政策層面去爭取改變。若果不同的社區都可成立到社區工會,那便離工人當家作主行近了一步,因為當不同身份的「工人」,包括在職人士、無償勞動者、長者和學生,都認同自己工人的身份時,同時又能透過工會觸及較闊的議題時,便能達至當家作主這目標。不過這種兼容性大的工會要花心機與時間去組織,涉及的理念一般人較難理解,如何讓人相信自己是「工人」是一大難題。

工人運動與民主運動

至於香港的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之間的扣連,阿芝坦言兩者確實是脫鈎了,她慨嘆相信群眾力量的人不多,做勞工組織的政黨或團體亦不多,大部分人都只相信議會或自行找官員解決問題。「如果找多幾個面對相同處境的個案,然後組織他們一起見官員,效果反而更大。」

作為一個工友組織者,她又如何看待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呢?她認為工人若連三餐溫飽都未解決的時候,很難會去關心與生活有較大距離的問題如追求民主。工人卻是社會上很大的一個群體,「要先跟他們爭取合理的勞動成果,在過程中讓他們明白站起來發聲的重要,若可以推動、提升到他們的話,那樣改變的力量便會很大。」另外,如果與工友爭取到合理工資和合理工時的話,能釋放他們參與政治的空間。到他們看見社會上的不公平時,他們便會出來發聲。但是她對現況有點悲觀,「要做到工人參政不是靠一兩個組織者可以做到,而是要每個人都相信可以做到,但是做組織的人太少,現時難以有很大改變。」

阿芝最近離開了街工,將會到外國進修一年,一年後她會否繼續投身社區組織,還未有決定。不過,經歷過組織路上高低跌宕,阿芝留下了一番鼓勵說話:「其實不用灰心,做組織是開心的事來,因為組織工人是能夠實踐自己的理想。當你相信群眾力量時,便會有力量支撐下去。現時做群眾組織的人不多,如果可以在沒什麼人做的情況下,繼續做這些組織,亦同時間令更多人知道,群眾力量是那麼重要,那就會輕鬆很多。不用太緊張要有組織成果,當你們享受的時候,你會發覺做組織是很開心的。因為看見工友的成長,見到他們的突破,由唔識變成開始有意識,甚至開始團結,明白為何要做工人組織,你會覺得你一直做的沒有白費。做工友組織最重要是相信做得到,要有靠群眾力量改變社會的理念。過程中確實會累、會灰心、會有低谷、有低潮,有孤單的感覺,但當你見到一班工友跟你同行時,雖然人少,但都會覺得很開心。」

後記

書寫黃詠芝的組織工作經驗,就像是見證著一段工人組織政治化的過程。在基層社區裡組織工人的方式,難免要從非政治化的議題著手,可是黃詠芝握緊雨傘運動的機遇,使工友在各種利益的衝突與矛盾中,正視壓迫的源頭,使工友更了解抗爭的重要。完筆之時,剛好發生立法會宣誓事件,梁耀忠主持主席選舉投票,卻聲稱因不滿秘書處取消某幾個議員投票的資格,而突然放棄主持,此舉動不論是真心「離場抗議」,或是「臨陣退縮」,均反映街工未有意會議會已成為抗爭場所的事實。街工的組織工作固然有其存在意義,但不能成為掩蓋去政治化、與議會脫鉤此等問題的擋箭牌。到現在,筆者仍不敢斷言街工是否仍相信社區化的工人組織,若果他們仍相信的話,如何使社區裡的組織與社運、與議會抗爭接軌,就是他們需要深切反省的課題。

參考資料

1. 梁靜珊︰〈勞工社區化 社區勞工化〉,載於黃潤達等(編)︰《我們說過的話 走過的路》(頁69-70)。香港︰街坊工友服務處︰進一步多媒體,2010。

2. 吳曉真等編:《工廠、廚房、垃圾房:香港女工十五年》。香港:文星文化教育協會:香港婦女勞工協會,2006。

3. 亞蘇(2011)︰〈「街工」勞工與社區工作,尚未結合的實踐〉,關注零散工權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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