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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簡稱:社聯)是一個擁有超過440個非政府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會員的聯會組織,其會員為本港市民提供超過九成的社會福利服務。 網誌

政經

內地新來港人士支援服務的同工對談:前線觀察及服務反思

內地新來港人士支援服務的同工對談:前線觀察及服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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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非政府機構多年來開展內地新來港人士的支援服務,例如教育支援、就業支援、社會福利和房屋等。站在最前線的服務提供者,他們對新來港人士的處境及形態變化有何觀察?面對中港矛盾下,有說法指出香港要停止讓內地人來港定居,面對社會氛圍的角力與新來港人士的服務需要,同工的想法是甚麼?他們如何自處?

就著以上問題,今期政策報邀請數位同工進行訪談,他們背景各異,有事奉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的牧師,有關注中港家庭權益的社區組織者,有處理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的資深社工,亦有推動業界服務發展,負責政策倡議的社工。他們於訪談當中分享對新來港人士的觀察,並在現時社會氛圍下思考服務發展的出路。

  • 專訪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家庭及社區)梅偉強先生、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跨境及國際個案工作服務總監廖金鳳女士、「中港家庭權益會」組織者曾冠榮先生
  • 訪問整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策研究及倡議主任 黃雅怡

一.斷絶內地人來港定居?

最近數年,社會上有不少聲音反對內地人來港定居。然而,香港一直是一個移民城市,內地人移居到香港不是新鮮事。廖金鳳認為,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從來不能分割,每個人都有所屬的籍貫。「新來港人士狀況的變化,只反映了香港出入境政策的變化」。她認為內地人領取單程證來港定居不是回歸後才出現的現象,基本上,自港英政府取消抵壘政策後,中港政府開始逐漸推行配額制度,由1983年每日75個配額增至1993年的105個,及後在1995年再增至 150 個。配額制度沿用至今,150個配額主要分配給近親,60個指定給港人的內地子女、30個指定給配偶團聚,其餘配額則包括來港照顧無依靠親屬、繼承產業者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3)。

事實上,九成或以上的新來港人士均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來港。多年來,申請單程證的個案當中大多是夫妻或子女的近親團聚;而家庭團聚作為人的基本需要,是不應被忽視的。總的而言,根據單程證計劃從內地合法來港的移民,一直是移居香港人口的主要構成部分,也是過去二十年本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因此,廖金鳳女士認為香港不能斷言不讓內地人來港定居,與家人團聚。

二.中港矛盾的緣起

由於出入境政策的變化包括雙程證及自由行政策的出台,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香港社會漸把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人,與持雙程證的流動內地居民混為一談,更因為種種原因對內地背景的人形成「鐵板一塊」的負面形象。

同工解釋,雙程證跟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性質截然不同。現時雙程證下主要有兩種簽證,一是探親簽證,不少在港育有子女的內地單親母親 以探親簽證持雙程證留港生活;二是旅遊簽證,讓內地居民以正規出入境程序來港旅遊。

可是,隨著內地旅客不斷增加,社會問題逐步衍生,包括「雙非嬰兒」、水貨客造成社區日用品供應短缺、兩地文化差異屢生衝突,曾冠榮觀察到,現時港人有感「洪流侵食香港」,「蝗蟲」、「強國人」等標籤油然而生,「整個大社會脈絡滲入了很多與社工最關注的新來港人士無關的矛盾跟衝突」,可惜在中港矛盾下,要「埋單」的卻是來港團聚的單程證人士。

曾冠榮亦認為中港矛盾源自競爭,從奶粉荒、醫院婦科床位爆滿、北區學額不足問題到自由行與香港人的文化衝突,種種資源短缺現象激化香港人產生「內地人來港搶資源」的印象。梁牧師的觀察是,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排斥源於大家對共產黨的恐懼,「怕內地人把內地的一些文化帶來香港」。另一方面,傳媒及社會氣候亦傾向將水貨客、雙非家庭、自由行旅客以及來港團聚的單程證人士混為一談,只要你是內地人,就直接跟水貨客、雙非母親、自由行、甚至來港炒高樓價的內地人劃上等號。這種媒體建構,正正忽視內地來港的流動人口,跟持單程證來港定居、資源相對上圚乏的新來港人士,兩者本質上的不同。

誰在建構對新來港人士質素的想像?

梁耀東牧師認為,很遺憾的是社會多年來未有展現新來港人士為香港帶來的正面價值,包括作為整體人口增長的穩定來源、補充香港日趨老化的勞動人口、家庭團聚亦可鞏固家庭功能,讓婦女擔當照顧家庭的角色,子女在完整的家庭環境成長等,這些無法計算的社會價值,如家庭凝聚力、家庭的健康發展不被正視,反而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上公屋等佔領社會資源的負面攻擊,卻不斷被放大。

媒體亦為新移民塑造負面形象。廖金鳳舉出近十多年來有關新來港人士負面印象的例子:一是1999年特首董建華「167萬人十年之內全部湧港」的言論令香港人擔心人口壓力令香港「爆煲」;二是2003年沙士疫潮時,有論述指責新來港人士衞生欠佳令沙士在社區迅速蔓延;三是新來港人士「呃綜援搶公屋」的標籤。這些報導令香港人對新來港人士心存芥蒂,只把所有新來港人士「概括化」成社會問題,並沒有基本理據,更毋視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然而,政府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港38萬名綜援個案 當中,接近六成是長者,近兩成是永久性殘疾或健康欠佳,一成多是單親個案,只有不足百分之五是新來港人士個案,所佔比例極少;民政事務總署有關內地新來港人士的統計調查報告亦顯示,2011至 2016年期間,大部分新來港人士居住於公營房屋,三成多租住私人房屋 。換言之,基於家庭團聚而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基本上均有現居地方,跟新來港人士「拎綜援爭公屋」的描述存在差距。加上房委會要求,公屋編配時必須有至少一半成員在香港住滿七年及所有成員仍在香港居住,因此,持單程證來港人士要「爭公屋」,根本不可能。

可是,面對本土主義潮流,新來港人士一直處於捱打的狀態。曾冠榮指出,現時網上輿論一面倒攻擊新移民,為甚麼沒有新來港人士出來回應現時本土派的指控或/刻薄說話?梁牧師亦留意到,新來港人士也有「自己人踩自己人」的情況出現,來港年期較長的或看不起初來港的、更弱勢的新來港人士,凝聚力的不足或影響他們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三.政府福利規劃與新來港人士支援服務

就著業界應否創造另一股力量應對右翼的排外思潮,梅偉強認為業界需要反思這種社會風氣為何能在香港孕育生根。他覺得這現象或多或少反映本地人對內地人霸佔資源的恐懼,若追本溯源,問題源於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及社會福利的資源投放遠遠比不上社會需求,而各項政策又缺乏規劃,導致資源分配不均。若矛頭不指向政策制訂者卻歸究於新來港人士,實有欠公允。

新來港人士面對的服務斷層

此外,面對等待單程證審批的準新來港人士形態不斷變化,服務需要又未被正視,梅偉強指出,現時出現的服務斷層,正正突顯福利規劃的重要性。但在「頭痛醫頭」、「腳痛醫痛」短視的政策方針下,政府缺乏支援新來港人士的長遠政策規劃。

回顧歷史,香港政府曾於1995年提出在內地成立四個服務中心,但後來卻未有成事,只有民政事務署推行「期望管理服務」,但服務較少提及來港生活後的支援。曾冠榮舉例,「超齡子女」於1999年人大釋法後未能即時來港,當他們在2012年取得香港身份證後已步入中年,有關的支援服務的焦點應為他們來港後的生活作準備。可是,「超齡子女」在港亦沒有住屋,加上文化各異,難以生活,惟被逼返回內地。可見,新來港人士的支援配套零散且有限,窒礙新來港人士來港投入勞動市場,亦拖慢他們融入社會的速度。

梁牧師指出,縱然新來港人士有能力,亦有向上流動的目標,但基於香港的資歷架構並不全面承認內地學歷,他們在港面對學歷及職業錯配的問題,不被認可的學歷同時影響持續進修的機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新來港人士補充勞動力」說法的背後,他們代替了香港人從事勞動強度大、低技術及低薪工種。新來港人士的人口資源該如何發展?社會對琅琅上口「勞動力」一詞,還有其他的想像嗎?

另一方面,準新來港人士在等待期間亦未能接受多元化的培訓及就業支援服務,他們只能光等,期間無法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當新來港人士正式成為香港居民後,亦因缺乏培訓,未能即時進入勞動市場埸。梅偉強建議,面對香港人口老化,對長者醫療及社會福利的需求有增無減的情況下,政府可考慮應提供職業培訓予準香港人,如復康助理員、安老服務照顧員等,有助補充未來老人服務所需的勞動力。

至於那些持雙程證來港照顧香港子女的父母,現時香港並沒有社會服務支援他們。舉例來說,若這些持雙程證來港的婦女患上遇到產後抑鬱,她們根本得不到精神復康的支援。即使母嬰健康院可轉介個案給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支援亦十分有限。就算她們回到內地,她們亦未必得到精神健康服務的支援,因此梅偉強認為,政府應考慮到她們在兩地往返的獨特需要而提供跨境支援服務。

總的而言,四位同工均認為政府需要認同新來港人士的需要,亦應在不同政策範疇上進行規劃,並投放資源提供發展性的服務,如職業再培訓服務等,並且透過實證研究呈現新來港人士在香港社會及家庭的價值。

四.結語

香港人對新來港人士的整體印象,基於傳媒報導及政府解說,往往是「面對很多家庭及經濟問題,又需要不少福利及服務的一群」,亦與由內地來港「掠奪香港資源」的流動人口劃上等號。但印象背後,服務數據及同工觀察卻有另外一個面向。「弱勢」、「社會包袱」、「呃綜援搶公屋」,是新來港人士的真實境況,還是被貼上的標籤? 新來港人士在香港社會及家庭的價值,又該如何展現?

社聯政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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