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英格蘭男子欖球隊主場大勝斐濟58比15，兩次達陣成功的英格蘭國手Semesa Rokoduguni不但獲選為全場最佳球員，更在二次達成功後得到對手Nikola Matawalu的祝賀。Nikola Matawalu的祝賀未必是純粹因為兩人曾是球會隊友，更可能是因為Semesa Rokoduguni本身就在斐濟出生。除了Semesa Rokoduguni外，英格蘭的後備球員Nathan Hughes的出生地也是斐濟。事實上，在同一天的其它欖球國際賽中，澳洲、法國和紐西蘭的陣容中也共有六名斐濟出生球員坐陣。這情況引起了世界欖球總會的注意。近日世界欖球總會主席Bill Beaumont就指該會會檢討現行居留三年就可以為居住地上陣的規定。如果三年的居留期真的延長，可望日後會有更多外流的南太平洋島國球員不選擇轉籍而續為祖國效力。
只要看看效力英格蘭和效力斐濟的待遇有甚麼分別，就可見為甚麼斐濟球員往往「選擇」「背棄」自己的祖國。英格蘭球員的出場數用為22000英鎊，一名斐濟球員所得的卻只有約400英鎊。對於往往要支持自己和家鄉家人生活的斐濟球員來說，即使心中多想為祖國盡一分力好，在衡量過經濟因素後成為別國代表絕對是理性行為。
如果世界欖球總會真的修例令球員更難轉籍，此舉對斐濟、湯加和薩摩亞國家隊的發展會有正面作用。不過，這些國家球員大舉外流的真正原因始終是富國和這些島國之間嚴重的貧富差距。據報現時在歐洲打職業欖球的南太平洋島國球手就有約六百至七百人。不少球員視此為脫貧的途徑，但離鄉別井闖天下卻也是高風險活動。正如不少在港工作的菲傭和印傭因為長期離開家人而面對家庭問題，這些在歐洲闖蕩的南太平洋球員也要面對極大的經濟和心理壓力。月初，在法國丙組打球的斐濟球員Sireli Temo在傷病困擾下自殺身亡。致力於改善南太平洋島國球員在歐福祉的前薩摩亞國手Dan Leo就認為，遺下家鄉妻子和一對兒女的Sireli Temo的處境絕不是個別例子。他說：「我聯絡過的球員，有些要將四分三的收入匯回家鄉。一人說他以一人的收入支持超過一百人。如果他受傷或者狀態欠佳、不獲續約，他要面對極大的壓力。」
如果欖球繼續是這幾個國家年青男子少有的脫貧道路，那麼類似的問題將會長期延續下去。就算一天在南太平洋出現了職業欖球隊參加南半球的職業賽Super Rugby，以當地的經濟情況也不能有足夠的經濟資源令球員留下和阻止歐洲球員繼續自當地輸入大量外援。事實上，Brive 和 Clermont兩支法國球隊已在斐濟開設青訓中心，對象甚至包括十五歲以下的選手。剛以教練身分帶領斐濟男子七人欖球隊摘下奧運金牌的英國人Ben Ryan更直指海外球會在南太平洋島國召攬球員的情況就有如歐裔人在十九世紀開發美洲西部的情況。
因此，相對維持國家隊的的「純粹」，如何保障這些窮國球員的人權和勞工權益，大概才是世界欖球總會更應重視的議題。雖然欖球不會改變世界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況，但如果富國地區的欖球管理機關願意為改變欖球世界中的貧富差距多做一點貢獻，或者也可以令南太平洋球員多些誘因留在原居地，減少悲劇出現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