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嘉勤在2012至2016年出任規劃署長，也就是特區政府「盲搶地」最猖獗的數年。在2016年11月21日，退休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凌嘉勤與傳媒分享不是別的，竟是他在1980年代參演《犀牛》的劇照。這個隱喻也未免太呼之欲出吧！在官場中堅持獨善其身，不願與自甘墮落的犀牛為伍。凌嘉勤似乎相信，以梁振英和陳茂波的文化水平，定不能理解他的弦外之音？
《犀牛》（Rhinoceros）乃是法國劇作家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寫於1959年的代表作，亦是荒誕戲劇的最著名作品之一，上一代的文青皆肯定耳熟能詳。故事圍繞一名小公務員貝蘭吉的遭遇而展開，在一個平靜的小鎮上，開始出現犀牛的身影時，人們只報以好奇和諷笑的目光，甚至視若無睹，置之不理。但隨著犀牛的數目不斷增加，一些人也開始變成犀牛。犀牛開始在街上橫衝直撞，令整個小鎮變得越來越不安全，變身加入犀牛的行列，逐漸變成自保的唯一選擇。
這種異常的突變，反而使貝蘭吉頭腦清醒起來，他一邊掙扎，一邊反抗，決不隨波逐流變成犀牛。然而劇中的主人翁，也因此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是放棄做人的尊嚴，變成強悍而無動於衷的犀牛，抑或繼續堅持人之為人，忍受自身的脆弱與外在環境的殘酷不仁？但畢竟貝蘭吉對犀牛的反抗，只是沒有盼望的垂死掙扎，他孤獨的悲鳴和無力的反抗，並不意味這世界存在任何真正的出路。
羅馬尼亞裔的尤內斯庫，在他身處的那個年代，主要是針對法西斯主義和史大林主義的興起，描述一般群眾盲目追從，喪失自我和人性的尊嚴，甘願淪為暴政的打手。但尤內斯庫對此亦是異常悲觀：人在群眾集體的壓力下，究竟還有多少堅持自我的可能？對於攸關人性與個人信念的問題，又能容納多少選擇的空間?
隨著這幾年香港管治急劇衰敗，在梁振英治下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例子觸目皆是。在去年電影《十年》上映時，我也剛巧聯想到《犀牛》這齣劇，正越來越適用於當下香港的局面，早應有話劇界的朋友拿來公演。萬沒料到最先引用這個隱喻的，卻竟是來政府最高領導層、掌管香港土地發展大權的規劃署長！
當然，到底凌嘉勤真的不願隨波逐流，拒絕淪為暴政的打手？抑或只是自鳴清高，在金盤洗手之際與權貴劃清界線，坐享巨額長俸之餘仍力保自己的名節？猶記得27年前六四屠城之後，固然有不少人脫離暴政選擇出走；但有更多人「委屈」地留在體制內，為自己編造多少開脫的借口。而最終，當然亦是繼續升官發財，俸祿依然袋袋平安。
或許在此可向凌嘉勤提出更實際建議：就是在你每月的長俸中拿出最少十分之一，作為「十一奉獻」，來支持香港的土地及保育運動；並且利用你的專業知識，助弱勢群體與地產霸權抗爭。不想變作犀牛，仍然為時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