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紅十字會學校極之不捨。畢業了，在外面讀中學，每個星期還是回去和姑娘見面。學校放長假，我們甚至在紅十字會學校留宿。即使過農曆年，我們都是在家吃過團年飯，翌日便回紅十字會學校去，不會在自己家久留的。到今天，我都不愛回家，總愛在外面流連，不知是否當時養成的習慣。
紅十字會學校的生活極其愉快，所謂正常學童的反斗百厭，我們一樣經歷。話說有一年做體格檢查，所有男生都穿一條三角褲，站在宿舍走廊盡頭等候量高磅重，那兒接近廁所，廁所上方有一排氣窗，望出去是學校中間一片大草地，是我們經常踢足球的地方。我和幾個同學忽而起哄，一起爬上氣窗，看看外面。我剛爬上去，一個頭幾乎伸了出去，姑娘卻突然走向我們，嚇得大家很慌張，七手八腳的把我抱下來，不小心右腳插在牆壁的扶手上，一扭便扭傷了腳部的筋骨，痛得要命。立即去了醫院，做手術，後來由右腳腳踝一直打石膏至腰部。
做手術時，一個痲醉氣罩放下來，我就像死去了一樣，什麼知覺也失去，所以我覺得自己是接近過死亡的。大學一年級時，有晩外出看電影，在斑馬線上被一輛客貨車撞倒，我亦經驗過相同的感覺，登時暈厥過去，昏睡了十多小時，什麼意識也沒有－－如果不蘇醒過來，這就是死亡了－－其實也不外如是，沒有什麼值得恐懼。
本來，做手術前，我的右腿還是很靈活的，也有力着地支撐自己，做完手術後醒來，我生怕自己不能回復以前的靈活程度，馬上想落地試行，誰知痲醉藥已過，傷口撕裂，痛得我大叫，護士要替我打嗎啡才能止痛。
我性格就是如此，有冒險主義傾向，所以政治上左傾，投資方面也十分進取。我是唯物主義者，相信一切都是有原因和可以解釋的。一個人一生人走什麼路，不會無緣無故。據說我出生時重十磅，乳名叫大舊，想是一定要掙扎一番，才能走出母體，所以我相信自己是奮力求存，生命力強盛的人。年事漸長，我發現，我有些性格跟母親很相似，一定是遺傳的，譬如我們兩人都很「八卦」和記性極佳。我也不知自己為何常常記得一些跟自己沒有關連的事物。有天有人拿著一張1971年「保釣」運動被捕名單來問我有誰被遺漏了，我一看便說是陳彼得（中大一名學運份子），其實我都不認識這個人。
記憶就是這樣奇特，要記的，偶爾會遺忘；不刻意記著的，又出奇不意在腦海浮現。回憶，就是讓我們重新走一次，從斑駁的歷史痕跡中，重組時代的記印。
（之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