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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組織者參選選委會 冀和服務使用者並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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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組織者參選選委會  冀和服務使用者並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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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在星期日進行,民主派今屆有超過八十人參選社福界,希望爭取全取六十席。關注低收入綜援聯盟幹事李國權和其他社工及服務使用者組成「社福同行」,一起參選。他曾經是邊緣青少年,因為「青少年見習計劃」而誤打誤撞進入了社福界,甚至可說是改變了他的下半生。

故事要從2000年說起,李國權自言曾經是典型廢青,在中學會考後做過清潔、收銀員、葯房、餐廳和網吧,但都做得不長。李表示,當時父母離異,自己在網吧工作,每日下班後都不想回家,對前路感到很迷惘,只想逃避家庭環境的轉變。「夜晚就由旺角飛單車去到尖沙咀碼頭,識下女仔,個時都唔知自己想點。」

後來遇上社工天sir,李國權形容是對方把他撿回來。「原來社會上有人咁關心和相信自己,我地沒有血緣關係。」天sir更介紹他到香港遊樂場協會工作,李國權當時心裡想「如果有更多天sir就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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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

當時被標籤及定型為「無得救」的他,在香港遊樂場協會一做便做了七年。七年間,做過青少年就業見習計劃、青年大使、活動助理、朋輩扶導員、活動工作員和青年工作員等;服務對象有長者、青少年、兒童、家長和日校學生。「除咗文職和清潔阿姐,其他一概做齊。」

當時是2003年,沙士過後經濟不景。政府推出一堆臨時職位,以應付青少年失業率高企。李國權的工作職位正是旅遊發展大使,其後轉過做青年大使及活動助理,一年半後做朋輩扶導員。他在記者面前如數家珍,「青年大使薪金只有四千元,全職喎,唔係兼職!」

及後轉回做活動助理,並再成為活動工作員,最後轉職為青年工作員。這一切,對李國權來說依然記憶猶新。 李國權強調,這類臨時職位令人感到前路茫茫,因為往往要在計劃最後一日才知道前路。「所以呢,好感受到合約制社工的迷惘。」

李國權提到,自己比較幸運,七年間培養到對社福界的興趣。他在工作過程中接觸不少學生,感同身受,並想過做外展社工。

他舉例指,眼見不少新來港及基層家庭的青年輟學;社工付出時間和努力,令他們明白持續貧窮不是自己的「錯」後,但他們回到原來的環境時,一樣沒法脫離,繼續受家庭和環境影響。「撿海星當然重要,但如何處理衝埋嚟啲浪更重要。」

「想做一啲事,嘗試影響社會。」他最後離開了青少年服務中心,在2011年加入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初時是兼職幹事,並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修讀社工課程。 在大半年後轉為全職組織幹事,主力跟進在職低收入家庭貧窮及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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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一筆過撥款問題

他表示十分關注一筆過撥款問題,認為必須改革和取消。「好坦白講,一筆過撥款其實對服務使用者的影響極大。」李國權續提到,一筆過撥款令同工要交數,便要達到要求才能留低,造成不從服務使用者出發。「咁樣係等如廢咗社工武力。」

李表示在港專社工課程畢業後,一直沒有註冊,「因為想同基層走得更近,想同街坊一起改變個社會,因為我們都是社福界一份子,」

抗爭就要承認責任

兩年前的一場雨傘運動,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章。李國權提到,在運動期間曾接觸很多基層街坊,一起談政治和公民身分,想法甚至比自己進步。

走過79日,他決定在金鐘清場時,坐著、等待和被捕。「所有事都有代價,要作出改變,便要有承擔。」李國權認為,被捕不是愚蠢行為,而是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抗爭就要承認責任,如果做咗又唔敢認,不但未能彰顯公義,更是和政府一樣的一丘之貉。」

李國權表示,當時很多朋友覺得他好傻,母親同樣叫他不要這樣做,但他堅持。「在中大罷課時,已決定要投入改變香港的未來,決定咗就要由頭行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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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起點

記者相約他做訪問,地點在深水埗楓樹街遊樂場,因為那是一個里程碑。李國權一直跟進及推動墟市政策,由五年前的零的突破,到今天政府漸漸開綠燈,當中過程不得不承認是深耕細作。

李國權表示,在2011年年尾時,發現有很多基層街坊在深水埗聚集,遂開始和街坊傾計。他用了四個月時間,和街坊一起做午夜墟的小販,一起體驗被食環署驅趕。

後來更決定要挑戰康文署,希望在現有制度上作突破,在2014年成功爭取一小步,街坊可以在楓樹街籃球場辦墟市。其後就是民建聯要求取締區內小販和桂林夜市,到約見官員作倡議、抗議和遊說;去年深水埗區議會開放予民間申請舉辦墟市,都是一步一腳印。

李國權由服務使用者、支援同工、社工再到社區組織者,認為在過程看到社福界規劃問題,感到只有機構成員及社工代表業界發言。李強調,「社福同行」就是希望和服務使用者一起最後並肩同行,參選就是表達這個訴求。「好簡單,如果要攞我提名同要我投佢票,就一定要支持真普選。」

記者:麥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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