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最轟動的社會事件是「六七暴動」。我是同情左派的，我的兄弟姊妹都在左校漢華讀書。弟弟的一位女同學曾經來我們家做串連。由於我讀英文中學，她對我好像有點歧視和不大信任。但我總是坐在一旁聽她說話。她描述那些被員警拘捕的同學所遭到的對待，確實令人憤慨。譬如警員會用煙頭灼燒女生的乳頭和恥毛；又迫男生飲頭髮水，因為碎髪喝進肚裏，會黏在內贜，不易排出。聽著都覺得殘暴，所以感情上很傾向支持反英抗暴的學生。弟弟也告訴我們學校的每個樓層都藏有鐡枝和玻璃樽，準備隨時武鬥。暴動後期，港英愈來愈強硬，經常以武力衝入工會和學校拘捕「左仔」。左派不得不提高鬥爭意識。
即便是鄰居，也有人是「鬥委會」成員。後巷的樹叔，一家十口，全都是「瞓街」睡在車軚上長大的。他賣軚補軚維生，最初由外資公司供應車軚，經常入不敷支，被人追數，朝不夕保，甚至不夠錢開飯，其後因轉與大陸公司合作，獲得賒數，賬期較長，生活才得以穏定下來，因此非常愛國，參與左派地區組織。文革期間，他經常大播革命紅歌，我也因而認識不少。暴動之後，他的生意才好轉，開了店舖，得以養活一家人。可見政治運動真的可以讓一些勞動階層轉化（Transform）。我也曾在他介引下參加過土共基層的國慶聚餐，真的很無産，酒微菜薄，參與的街坊群眾十分熱情，並非旨在吃一餐，與今天墮落左派攏絡民眾的蛇齋餅糭，不可相提並論。
我們住船街二號，對面一條小巷裡，有一位理髮阿叔，他的旁邊有一位阿嬸，專門替人熨衫，面前一塊熨衫板就是她的生財工具。以前的小市民就是如此過活。這位大嬏是「鐵嘴雞」，經常與那位理髮阿叔因瑣事爭吵。講說話很尖酸刻薄，理髮阿叔往往被她罵得狗血淋頭，不敢開聲，但阿叔也非等閒之輩，久不久回敬她一句，夭心夭肺。暴動期間，她忽而變成鬥委，成為一位革命大姐，非常積極，做人態度完全改變過來，簡直脫胎換骨。我第一次見證到群眾運動的積極意義，可以洗滌心靈，教俗世人群變得道德高尚。其後在八九民運和雨傘運動期間，同樣的政治洗禮一再重現。
我們冼衣舖的掌櫃黃生，身邊有《毛澤東選集》，每天都看《大公報》、《文匯報》。對社會政治很是好奇的我，自然也會拿上手看，因此對毛派理論和術語，一點也不陌生。我甚至記得當時左派的頭號敵人：第一號黃皮狗是徐家祥、第二號黃皮狗是利銘澤，全部榜上有名。左派的名人，例如高卓雄、王寬誠，我不知他們是誰，但早已經聽過他們的名字，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左派著名的商人。有些內容是聽母親說的，例如父親也認識的左派早期的電影公司「長城」、「鳳凰」的旗手廖一原，他是引介司徒華加入左派外圍組織「學友社」的左派領導人。母親有一個同學，我們稱他為舅父，但他並非她的親兄弟。那位同學叫巫晉舒，他是「華人文員協會」（「華員會」）的會長，他的女兒跟我家姐一樣都是漢華學生。六十年代，他們在大會堂舉辦國慶文藝匯演，上演《紅燈記》之類，我也有看過。
還有做熨衫的祥叔，他是台山人，單身來港打工。祥叔雖是勞動階層，但也讀書至小六，寫得一手好字，相對文化水平較高，有點書生氣，並非一般的無產階級。他有一位結拜兄弟叫伍生，是九巴的工會領袖。他當年領導罷工，在土瓜灣「三多樓」（即現時「工聯會」）武鬥，力拒港英防暴警察的攻擊，最終被捕了。我們就在店舖聆聽他們的故事。出獄後，伍生轉行做小巴司機，從此不談政治。暴動後，不少左派群眾被失敗情緒困擾，沒能開解，選擇了逃避。八九六四時，踫上一位的士司機，他知道我在搞民運，便勸告我不要搞政治。他說六七反英抗暴時，他很投入，結果一場空。他說：「政治好搵笨」。
那時到處有土製「菠蘿」，一次從紅十字會學校回家，心情如常地失落，想到開心過後，又要返學和回到很沉悶的家，就很不暢快，垂下頭來走路，經過波士頓餐廳門口，忽然發覺路上完全沒有人，所有人都站到對面去，原來有幾個「菠蘿」就在我身邊，我卻毫不警覺。結果證明那些只是假「菠蘿」。暴動後期，很多都是左派虛佈疑陣，真「菠蘿」不是很多。
所以未有「國粹派」以前，我已經完全接觸過左派，很激昂的，真的會被那種氣氛感染。我也切身感受到當時左派真是有群眾基礎的，運動背後的理想主義色彩，確實能夠轉化群眾，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只是運動最後被頭頭出賣，左派才落得如此收場。
在學校裡，我卻感到壓力，整個華仁都反「左仔」，我變得很孤立。我沒有膽量表示公開支持「左仔」，只有一兩位相熟的同學，例如李業富、羅眾言才會知道。其他的人，我不敢跟他們表白。所以一直都是異類。好朋友不多，只有李業富和羅眾言會邀約我參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