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鬧哄哄，但大部份時候我都是一個人的。每個星期三都是上半天課，放學後，下午不是走到跑馬地墳場沉思，就是上書店打書釘。所謂沉思，不過是漫無目的的思考。我一向很悲觀，在紅十字會學校時，常常覺得自己很悲慘，前路茫茫，很想結束生命。上到中學，還不時產生徬徨的情緒，所以特別喜歡一個人靜靜地思索人生。跑馬地墳場很清幽，我細細地蹓躂，養成了思考的個性。
閱讀和思考是相連的，想得多，自然想尋求答案。灣仔那間賣台灣書的藍天書店（現址法國文化協會）是我經常出沒的地方，書店有很多日本雜誌，印刷精美，圖片特多，我很喜歡翻閱。老闆看我常常來，又沒買書，終於有一次，他送了一本何秀煌的書給我，是介紹邏輯概念的，我很開心。
因為讀《中國學生周報》，知道尖沙咀有辰衝書店和文藝書屋，所以周三下午我另一個節目就是沿著灣仔海旁，一直走到中環天星碼頭，搭船過海去尖沙咀，行去海運大廈的辰衝書店和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打書釘。看完書，又由漆咸道步行至紅磡，搭船返灣仔，再步行回家。只需搭兩程船，是最省儉又有滿足感的節目了。
那時零用錢不多。每星期只有十元，包括了午餐費用。星期一至五的中午，都到駱克道吃牛肉飯，價錢是一元四角。每天省下六角，一星期便有三元私己。每隔兩星期，就會和李業富、羅眾言去美國餐廳吃牛排，須費二元二角，這樣便超支兩毫子了。看一場電影，前座是一元五角，所以每星期都可以看一齣電影。看完電影，還有餘錢買油條坐電車去卜公碼頭吃，很豐富很滿足。
電影是我當時其中一個嗜好。1964年Beatles(披頭四)來港，我沒能力過海去樂宮戲院看表演，但不時看他們的電影。Beatles的第一部電影是《一夜狂歡》（A Hard Day's Night），第二部是《救命》（Help），我都看過幾遍。第一場正場，好像是高姑娘或是細林姑娘帶我去看的。後來「東方戲院」放映《一夜狂歡》早場，我再去看，和隔壁小巷的「補軚仔」榮森一起去。因為太爆滿，只好坐超等位。身旁坐了一位長髮少女，她主動問我喜歡阿Paul還是阿John，我說沒有哪一個特別喜歡的，不過，阿Paul較英俊。當時的歌迷都很瘋狂，看戲會一齊尖叫的，Bealtes沒在現場，也照樣擁戴和喊叫。大部份尖叫的都是女觀眾，我們男生可不那麼熱情。我忘了她有否尖叫，只知她從未來過香港島，為了看Bealtes的電影專程由九龍過來。散場時，她問我如何搭車到天星碼頭，我就陪她走了一段路，由「東方」走到大王東街搭電車。對我來說，那是非常浪漫的經驗。第一次邂逅一位長髮美少女，主動邀我傾談，我又送了她一段路。這樣單純的偶遇，相信此生不會再遇上。
青少年期對異性發生興趣正常不過。中學階段，我的另一個嗜好就是站在門口觀看女生。華仁下午三時半放學，我坐「白牌車」往返學校。回到家中，剛好踫上聖芳濟各書院的女生放學，我就站在店舖門口，看著女生經過。她們也知我在看她們吧，有一次一班女生借意進來借電話，趁機抄下店舖電話。之後，一個我叫她「黑妹」的女生，叫弟弟打電話來，我們在電話認識了，她就約我去街口對面的波士頓餐廳飲茶。但我沒有去，因為沒有錢。
在船街對上有一間私立的同濟中學。有一個長髮女生挺漂亮的，每天早上七時多我在店舖門口等車，都會見到她返學。慢慢地，她也知道我在看她。就這樣看著直到中五畢業後就看不到她了。但她卻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從小就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就是喜歡看人，不只看女生，男女老幼我都喜歡看，大概是沒能參加什麼活動，所以看人。船街上面是皇后大道東，有一間洋雜店的女兒在庇理羅士書院讀書，她沒有特別吸引我，只是每朝等車時都會見到她。很久之後，她寫了一封信給我。
收信的時候我已經入讀大學了。她跟張文菊是同學，就讀羅富國師範學院。大家出席學聯代表會議，我是港大代表，她見到我的名字，就寫了一封信給我，想跟我做朋友。
當時我已經搞學運，覺得談戀愛會很浪費時間，沒接受。但跟她也有些緣份，很多年以後，我們做《文化新潮》的時候，她也結婚了，住在駱克道的仁安大廈，也是雜誌的社址，偶然踫見，反而有點頭，交談幾句。近年又在街遇上，也有打招呼，我只記得她姓劉，是張文菊的同學。感覺很有趣，都是內心一些情感上的小漣漪。
我們那個年代挺流行這類什麼都沒發生過似愛不是愛的小感覺，《中學生週報》每星期都有很多這類散文，有很多想像出來的愛情故事。我也經歷過，到現時也記得，一切用自己的想像來完成，其實是很甜蜜的。如果真的發生了，結果就不一樣。所以我對愛情有一個結論：一，愛情不會永恆；二，因為不能得到，才是美好和永恆，如果得到，就會發現現實有那麼多不足之處，反而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