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政治經驗淺薄，但我們的政治意識很高，懂得利用正式管道(Formal Institution)製造輿論，搞運動期間曾經發生過的「四報聯刊事件」，便是一個例子。我們相熟的幾間名校都有校報，馮志強（強仔）是九龍華仁校報編輯，我和李業富是港華，何燕飛則是九龍瑪利諾書院。我們商議辦一個聯校活動，出版一份聯校報紙，目的是希望利用那份報紙來催化中文運動和釣運，但那些文章不被校方通過。當時我跟港華的校長神父Father Daly理論，他卻爭拗不過我。
我問Father Daly九華與港華都是耶穌會辦的學校，理念應該相同，有什麼分別？只不過是一間在九龍區，另一間在香港區而已。根本就是華仁一家親，為何我們不可以合作做一份聯合報紙？
神父辯論不過我，被迫讓我們出版，但有些稿件要被抽起。結果，那次連累了強仔被停學一星期，我們港華倒沒有出現問題。
Father Daly政治上其實是頗保守的。唯一進步的地方是校方始終自由主義，包容異類，沒把我們趕出校。從此以後，校方對我們「另眼相看」。最有趣的是，神父和副校長也好像怕了我們似的，有時明明狹路相逢，也詐作看不見，刷身而過。當時華仁同學大多是乖孩子，較為保守，學生會曾開會討論此事，大部份都站在校方那一邊，我們是邊緣少數(Minority)，得不到同學支持，頓成異類。
搞中運期間，我們每天的活動就是放學後走到油麻地窩打老道九華對面青年會的餐廳開會，叫一杯檸檬茶，便一直坐到餐廳打烊。離開餐廳，還在店外傾談一番，才步行至尖沙咀搭最晚的一班船回去。有時錯過最後一班渡輪，要坐電船仔「嘩啦嘩嗱」過海。
Father Daly知道我們在搞事，因為他曾與我們在餐廳附近碰面。當時津貼中學有個聯會，校方也注意到我們的動態，學校的校長就定出規矩：凡準備在校報出版的文字，必須先讓校方審閱，變相新聞審查，打壓言論自由。我當時已經很狡猾，知道評論保釣運動的文章，筆鋒真的好像《人民日報》，因為當時很流行這樣的寫法，李業富的筆名甚至叫「洪向紅」，非常左，所以已刻意把文章調校到不那麼左傾，可是負責的老師一樣會責難我們，禁止刊登。我還記得當時做校報顧問的那位是張老師，我們叫他做「弓長張」。他平時也會談《盤古》，好像很進步似的，但面對現實政治，還是迴避立場，讓我看到知識份子的虛偽。
文章是按規矩呈上審查，但校方沒有說明要呈交照片，所以我沒有交照片，結果校方認為有兩版出問題。那兩版正是我以圖片用蒙太奇方式把七零年四月十日70年代雙周刊組織的到中環德忌笠街日本領事館示威引致二十一個青年學生被捕的「410風雲」現場情景重新敘述，加入標題文字，直接批評殖民地政府鎮壓學運。華仁的校報《華彗》並非在校內派發，是要學生自行購買的，每份五亳子。當時我就讀中六，夏令時間是中午便放學，但那天到了一時半也未放學，感到有點奇怪。原來學校突然要收回報紙，當時班裡正進行小組討論之類的活動，我們毫不知情。有些聰明的同學，譬如低我幾班的陳南祿，便私藏起來，不交予校方，所以事件在校內是頗為轟動，對同學有一定影響。
別看我們年紀輕輕，其實已經很有計謀，懂得鬥爭，與學校和老師週旋。報紙被沒收後，我以高姑娘（高寶樹）的名字為筆名投稿至《中國學生周報》揭發此事，讓外界知道華仁打壓這次愛國學生運動。
做校報不過是思想成長期的鍛鍊，中七要應付大學入學試，也就沒再做下去。卻一直留意大學的學生報，當時《學苑》是在報攤上出售的，我們也有看。因為參與「中運」、「釣運」，當時已經認識那班大學生，也有看《中大學生報》和《崇基學生報》，算是受了點影響。我最喜歡閲讀的文章，包括有劉創楚和洪長泰，果然非池中物，後來皆成為有名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