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能鳴
近日運動公社刊登的【革命失敗終結足球王國：1956匈牙利革命和黃金球隊】再次印證了體育與政治必然連成密切的關系，然而對於體育中的政治含意與解讀卻是因人而異；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系列東歐球隊包括：莫斯科戴拿模、匈牙利國家隊等先後到訪英倫交流被視為當時體育界的盛事，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以批判的角度對這系列的比賽作出評論，視體育為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煽動群眾的工具，但他的朋友、著名政治小說《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的作者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卻對球場上的民族主義卻有另一種見解。
庫斯勒出身於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及後舉家移居到奧地利生活，猶太裔的背景令大學時代的庫斯勒對錫安主義（又稱猶太復國主義）有著無比的憧憬，年僅21歲的他隻身移居到當時受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初到異地的庫斯勒只能以卑微的工作維生，但在朋友的引薦下成為德國烏爾施泰報社（Ullstein-Verlag group of German newspapers）中東支部工作，從而開始其漂泊的記者生涯。
庫斯勒的寫作才華很快就得到認同，報社很快就把他召回歐洲，1931年，庫斯勒加入德國共產黨並且被派往莫斯科報導蘇聯的五年計劃，但他的報導因批評共產黨而不被蘇聯當局刊登；到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再被派往當地報導，共產黨員的身份令庫斯勒在馬拉加被由費朗哥領導的國民派拘捕並且判處死刑，幸而他被視為國民派與共和軍交換人質的籌碼而獲釋。蘇聯與西班牙的經歷令他反思自已的政治立場，並且寫出批判極權主義的著作《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
漂泊一生的庫斯勒在戰後成為英國公民，而他亦對於這個身份有著無比的自豪，庫斯勒更因英國在兩次大戰中免於受極權主義統治的而贊美英國是「為在極權時代受重創的退役老兵而設的達彿斯 （Davos for internally bruised veterans of the totalitarian age.）」（筆按：達彿斯為瑞士的著名度假勝地）；但尷尬的情況在1953年出現，當時世界排名第一、1952年奧運男子足球冠軍加上24場比賽不敗的匈牙利國家隊獲邀到溫布萊球場與東道主英格蘭上演一場友誼賽，這場比賽被後世稱為世紀之戰（Match of the Century），在賽前，庫斯勒被朋友問及會支持祖國匈牙利抑或是已經入籍的英國；對於這個尷尬的問題，庫斯勒只是作出一個簡單的回應：
「有民族主義亦有足球民族主義，而後者是有更加深切體會（There is nationalism, and there is football nationalism – and that the latter is the more deeply felt.) 」
言下之意，庫斯勒支持的是在這場比賽以6比3大勝的祖國匈牙利，而他的回應亦帶出一些有趣的話題值得討論。
跟據庫斯勒說話，我們可以理解到他認為「民族主義」與「足球民族主義」是兩個互相排斥的概念與身份認同，所以他既能夠是以英國身份引而為傲的英國公民、成為一個政治上的英國民族主義者，亦能夠是忠實的匈牙利球迷、成為一個球場上的匈牙利足球民族主義者。踏入二十一世紀，庫斯勒的「足球民族主義」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解釋，隨著資訊、市場全球化，我們能夠輕易欣賞到世界各地的足球比賽，在香港就有著不少忠誠的英格蘭、德國、意大利、巴西、阿根庭等足球強國的球迷，寧願捱更抵夜打開電視、電腦觀看異國的比賽，都不願到旺角、香港大球場支持香港隊的比賽；現代的「足球民族主義」已經漸漸把民族色彩沖淡，而更著重於選擇的自由，球迷不理膚色及種族的界限，忽略自身的民族身份，選擇支持自已欣賞的球隊，這種充滿矛盾的現象正正是全球化一種有趣的產物。
另一方面，足球是否有「民族性」亦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主流媒體常有一種足球具有「民族性」的論述，把足球風格與民族、國籍掛勾，例如：英格蘭足球代表高Q大棍、德國足球代表機動、意大利足球代表防守、荷蘭足球代表全能足球、西班牙代表Tiki Taka等等…但事實又是否如此？
答案筆者認為是否定的，所謂的足球風格與戰術其實沒有「民族性」，它們只是球員執行出戰術的表現，與所謂民族身份並沒有直接關系；然而，足球風格與戰術卻有著「時代性」，當一支球隊展現出創新的戰術，他們就會成就出一種其有「時代性」的足球風格，就例如：30年代的奧地利國家隊、50年代的匈牙利國家隊與70年代的荷蘭國家隊三種「全能足球」的演繹。
歷史上足球與民族主義有著一種密不可分的關系，足球民族主義無疑帶動球場濃厚的競技氣氛，亦帶出更多歷史與社會話題，但即使如此，由民族主義所引發的種族歧視卻是值得正視的問題；2016年的英國脫歐成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被視為全球化思潮的終結、本土化浪潮的掘起，「足球民族主義」會否再次因為國際形勢的右傾而再起變化，仍然有待各位讀者仔細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