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台灣今年一月大選時，香港政圈各界也到台觀選，一睹民主選舉的風光。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獨媒邀請了兩位年青台灣人來港觀選，一位關心香港獨立的提倡者，另一位則採訪功能組別社福界選戰，且看香港政治可否與台灣情勢對話及交流。感謝浩然基金的贊助及支持。
全港約有21000名註冊社工，其中登記為社福功能組別的選民約有13000名，是30席傳統功能組別議席中較具「民意基礎」的界別，長期來看，社福功能界別選民之政治傾向以泛民為主，五位候選人在訪談時皆表示不滿功能組別、需要改革制度。到底什麼是功能組別呢？如果不滿又希望如何改革呢？
功能組別、分組點票是民主議會的刺
「功能組別」可說是一個殖民地與被殖民菁英作為後援的系統，1997年回歸後北京政府仍延續這個制度，作為收編重要人士鞏固政權的手段。功能組別最受質疑的是其「公平性」，以2016年立法會選舉登記的選民數字來說，有35席由地區直選378萬名選民選出，另外35席則由功能組別24萬名選民選出，可看出功能組別之選民只侷限於各業界小圈圈，多個界別的選民仍以「團體票」計算，例如保險界別議席由134個團體代表、金融界別則由125個團體代表選出，由小圈圈選出的議席幾乎不具民意基礎。
大財團還可憑藉附屬公司數量換取多張團體票以獲得更多政治影響力，人民無法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長期被建制派壟斷的功能組別本質上並非要選出各方專家，而是要選出業界的「利益代表」。最後實際運作的結果便是：當功能組別議員與議題相關、同為利益共同體時，無法提供獨立專業意見；當與自身界別無關時，也不會廣泛參與立法會辯論，功能組別並無助於立法會更民主地運作。
另一個相當不合理的就是「分組點票」機制，議員的提案或修法需經過地區與功能組別同時過半同意才行，但政府的提案只需全體議員過半同意即可，以今屆選舉結果來說，本屆地區直選的非建制派（泛民、本土）有19席，傳統功能組別非建制派有8席，超級區議會有3席，總體30席議席，非建制派總體席次比上次增加，但在遊戲規則不變的情況下，出現一些重要議案（例如：最低工資、增建公屋等）被少數功能界別議員左右的荒謬現象。
僅有法律界、教育界、社會福利界、會計界、資訊科技界、衛生福利界幾個少數界別長期由泛民主派佔優勢。由於功能界別戰場太難撼動，較少泛民候選人願意挑戰，不過今年難得出現了幾位非建制派候選人勇於挑戰傳統功能界別，例如：區諾軒參選批發及零售界、音樂人周博賢參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等，其中學者姚松炎成功挑戰「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別，首次從建制派勢力中奪得此議席。
社福功能界別的人如何看功能組別？
關銳煊認為「功能組別的存在是過渡期，分類已讓香港社會很撕裂，特首分裂了香港人的獅子山精神」。對曾健超來說「功能組別只是一席議員產生的辦法，並不代表只服務特定功能介別，所以不能以功能介別獨善其身」。葉建忠也表態「長遠來看功能組別勢必要取消，得聯合其他理念相近議員推動改革」。
如果對朝向「廢除功能組別」的立場有基本共識，要「如何改革」是另一個大問題。黃成智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改革若不能一次到位，「功能組別改為個人票是可行的改革方向，當選民回歸個人會迫使候選人要對多數人負責，否則候選人只對少數利益團體交代」。邵家臻在意的是「平等的投票權」，認為可先逐步減少功能界別議席、改向超級區議會，最終再取消功能界別。
改革功能組別及分組點票，其實已是香港政改多年來討論的重點，但要「如何改革」社會上仍有不同聲音。2010年的政治改革，人大常委會接受了民主黨提出的「超級區議員」修訂案，同時否定了立法會全民普選的可能，因此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模式在功能組別之下新增了5席「超級區議會」，比傳統功能組別的選民定義清楚、選民基數大、較具代表性，有人認為「超級區議會」略提高選制的民主程度，但也有人認為「超級區議會」是當權者利用民意（對民主的追求）將功能組別合理化、進一步鞏固功能組別制度。
港台社福民意代表之對照
由行政體系主導的香港，缺乏一個健全的民主政制，立法會雖有審查政府預算、制定修改或廢除法律、質詢之功能，但如前面提及的，具有民意基礎的議員在立法會內的權限相當受限；香港市民強烈訴求「普選特首」，但對於「普選立法會/廢除功能組別」仍沒有共識，可見不是太多人真正理解功能組別存廢、分組點票機制與全面普選的矛盾關係。
在台灣，人民已享有直選總統、立法委員以及地方公職人員（縣市長、縣市議員、村里長等）的權利，政黨有機會輪替執政，台灣的民主結構與政黨競爭至少已具備發展公民權利與社會保障的基礎。而台灣的立法會選舉是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一票投給「個人」選出73名「區域立委」，由最高票當選；另一票投給「政黨」依比例分配34名「不分區立委」席次。台灣的立法會有穩定大黨，因為在區域立委的席次，小黨難以跟大黨的地方樁腳派系競爭；而選制又不利於小黨在不分區立委席次的爭取。
曾代表綠黨社會民主黨參選區域立委候選人、具有社福專業背景的呂欣潔認為，目前台灣的選制以及金錢政治文化非常不利小黨生存，例如：政黨需要提十席區域立委候選人才能提名不分區候選人、政黨票需要過3.5%才能領國家給政黨的競選補助款、過5%才能分配不分區席次（備註1）、昂貴的選舉保證金制度、選舉經費成本高等。呂欣潔也提出關於政黨政治的思考：「台灣沒有功能界別，各個領域類別的專業人士是由政黨提名為不分區立委名單，再讓全國人民共同選出，但當專業人士被政黨提名，對黨是有責任的，也可能替政黨背書，所做的決定到底是基於專業判斷還是政黨利益？不分區立委受到政黨的牽制很大，運作跟政黨綁在一起，到底專業自主性可以運作到什麼程度仍需要被大眾挑戰。」
呂欣潔也表示：「以台灣的社福領域立委代表來說，多是從傳統社福領域出來的、代表某些大機構，通常也要有好的政要關係才有機會成為不分區候選人，這些社福民代仍是很專業的，只是其社會福利的意識型態普遍偏向傳統公益慈善、保護式的助人想像、較缺乏社會改革的視角。」
而這與台灣過去社會工作與福利的發展脈絡有關，目前好幾位社福立委代表都是從當年1980年代社會福利運動到1990年代大量社會福利政策制定背景下出任的，例如：王榮璋（民進黨不分區，殘障福利聯盟）、吳玉琴（民進黨不分區，老人福利聯盟）、王育敏（國民黨不分區，兒童福利聯盟）等，這些立委多來自大機構，與政府形成某種利益結構、存在某種程度共生關係，因此也少會去挑戰社福界內部困境。
若與香港的社福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作對照，社福功能界別面對的選民是註冊社工，在選舉過程其實留下很多關於社工處境、社會服務、社福政策等深入的政綱論壇，「服務跟災難走，機構跟錢走，同工跟合約走，服務對象無路可走」的社福困境其實也是台灣的寫照，因為是綁著政黨票，通常都由政黨提出各專業領域的整體規劃與政綱，候選人較不會花心力在各別專業領域的實質討論，政綱形成過程也較缺乏各領域的同工參與及對話。
香港與台灣的選制差異大，曾健超曾感慨地說：「香港人二十年前還會說台灣的民主不夠進步，但香港人現在都很羨慕台灣的民主選舉和政黨輪替，台灣在進步，香港在退步，但我們會更堅定、走的更前。民主不是掉下來的東西，台灣人也曾經付出很沈重的代價，香港人現在要好好想想，不能只是羨慕而是要更付出更多代價。」
但呂欣潔深信「什麼樣的選民會選出什麼樣的民意代表，我們要先改變人民才可能去改變民意代表」，即便香港的政改之路很困難，外在壓力不會減少，但假若香港大多數市民對於社會不合理不公義的權力分配基本規則無感亦沒有反抗，社會持續撕裂、矛盾繼續擴大，政改只會更困難，對大眾的民主深化思想工作、開創更多社會議題的討論空間仍是重要且要一直做下去的工作。越困難的時候也越需要創意，Viu TV於今年4月開播的《跟住矛盾去旅行》就是個例子（備註2），節目邀請了背景、身份、價值觀矛盾對立的嘉賓一同出遊外地五日四夜，首播便邀請政改立場相左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議員梁國雄（長毛）去旅行，成功吸引了百萬人瀏覽，如何接觸到大多數人，讓大多數人對於目前香港社會困境理解多一些，甚至願意同行起身改變，一直都是最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