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時，已有高人向我強烈推薦《國際政治夢工場》系列。及至唸大學時，因為太拼命學習其他理論以解決個人生活困境，沒有正式修過他的課。然而，沈教授的驚人履歷和精湛評論， 至今誰能否認這個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國際關係研究領域」。
在他努力推動下，無疑使更多人認識或對國際關係理論產生興趣。透過他對國際政治事件生活化的描述，以及具象和生動的描繪， 某些艱澀難懂的國際關係理論變得如多啦A夢和 Hello Kitty 一樣「容易入口」，邁向達到「人人也有機會擁有全球視野」的期望。
博君一笑還是博君一罵？
一直風聞沈教授的各個臉書專頁，不單單是屬於他，而是由一個專業團隊幫忙「營運」，到底是何許人於「瀛寰志略：沈旭暉國際學術台 Simon’s IR Basilica（下簡稱：學術台）」轉載那張「女權主義者眼中的世界觀」的圖（1月17日）[2]，不僅無從查證，也不是此文最關注的重點。
我在意的是，為什麼這個「學術台」，這一次以學術之名，卻是去背景、去脈絡化地呈現女性主義／女權主義與國際關係這個學科的互動？這張圖的出現方法明顯有異於同一個專頁內的其他帖文，不但沒有附上任何 評論，沒有歷史背景資料附註，也沒有提到任何國際關係的理論或學者。僅僅寫上一句「強烈推薦」，就在「國際關係研究」為背景的情況下，引入對女性主義／女權主義的討論。
這種以戲謔為主的市場推廣策略，引來「識笑就好好笑」的共鳴，成功搶奪眼球，讓所謂「政治正確」及「政治不正確」的人互相謾罵，一起推高點擊率，並讓臉書按讚數目有機會攀升。除此之外，這張「深度圖」到底深在何處？
投射你的情緒在虛擬敵人身上吧！
聳動的帖文很有效。這樣去脈絡化地一次推廣兩個專業概念，定然有效，我指的是至少有效地產生兩類伴隨着推斷和臆測的虛擬敵人或稻草人：
第一類稻草人 ：『原來沈教授也是「直男癌[3]」，代表主張生理男的權力至上，討厭女性主義的人。在香港的情景下，這圖象徵敢言，道出了部分厭惡女性主義的「高登仔」的心聲。若然這事若發生在英美的話，沈教授就化身為有學術地位加持的KOL[4]，單以一張圖，便為一眾隱藏在Manosphere[5] 的「真男人」 發聲，然後這道「清泉」，讓「真男人」看多少次，還是快意猶在。
第二類稻草人 ：任何沒有取笑圖中所呈現的荒謬，或是批評沈教授的帖文的人，就簡單地被約化成「女權主義者真的出來了或是現身了」。
就是這張沒頭沒尾，沒有多加語境說明的圖，使得留言部分的口誅筆伐變得「精彩絕倫」。網民各自把他人打成一號或二號稻草人，然後關注率就在互相誅殺中不斷提升。
性／別與國際關係學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這種推廣策略，實在「堅離地」。因為博君一笑（罵）以後，也沒有藉此機會引入對兩種概念的理論發展和互動。因着這種KOL發言權力而促成的兩種言論引導，稍一不慎，還可能引來誤會──誤會國際關係研究與女性主義／性別研究理論必然不相容，或是以為國際關係學者都是對性別理論毫不敏感。
由於「學術台」的臉書專頁沒有提供，所以我在此稍加補充，補充「性／別與國際關係學」［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其實性／別理論並不一定與國際關係理論對立，而女性主義理論及性／別理論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發展歷史中一直存在，並且持續發展[6]。
1980年代開始，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旗下的學科，逐漸展開如何讓女性主義理論與三大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馬克思主義) 互動的討論。當時，作為學科的龍頭大哥──Robert Keohane （1989）曾撰文痛斥某些主張以女性主義理論重新審視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者，表示他們的舉動將嚴重打擊國際關係理論的嚴謹性。一方面，學者如 Cynthia Weber，反擊Keohane 的批評一如父權主義意圖把女性收編為好女孩、小女孩、壞女孩般，以好理論（有貢獻的理論）及 壞理論（無貢獻的理論）把女性主義理論切割，用以封閉主流國際關係學科以白人、男性、國家為本位等理論定位，同時鞏固以上三大國際關係理論流派作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經典」位置。
另一方面，Cynthia Enloe （1990） 從 「個人即是政治」 （Personal is Political）推演出 「個人即是國際」（Personal is International ) 的主張，呼籲國際關係理論學者關注一些以往因着缺乏性／ 別觸覺而忽略的政治面向。例如： 國家元首到訪外地時，到底是誰為其家人提供行程安排，而這些無償的行程，如探訪孤兒院或是其他官方聲稱為「私人活動」的舉動，其實依然是根據既定的外交政策原則下操作的，故此，學者理應重新審視當中的政治考量和呈現。
同時關注性／別理論及國際關係的討論，並非罕有。David Campbell 於1992 年探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討論，更是被視為把Judith Butler 的Performativity (操演理論) 引入國際關係學科的重要著作。 Angela McRobbie (2009) 亦探討每年穿州過省，於世界不同部分留學的國際學生，部分更希望透過升學作為移民的實踐方法，豈不是也是國際關係理論所需要涵蓋的研究範圍？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 v.s. 性／別與國際關係學
‘Feminism’在某些處境下，時而譯作女性主義或是女權主義，這兩個翻譯其實稍有差異，一個具有反本質化的特性，另一個曾是刻意強調「女性」作為政治權利的爭取起點（有關討論可見曾金燕的討論[7]）。
針對概念上的分歧，2007 年 Jutta Weldes 及 Judith Squires 聯合撰文提出 「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Feminist IR） 及 「性／別國際關係學」（Gender IR） 的同心圓關係 (concentric circles)，表明前者應被列為後者的一部分，主張以’Gender IR’ 作為泛稱，而非 ‘Feminist IR’。由此將能更清楚地涵蓋一切與不同生理性別、性別氣質、或是性傾向的國際關係議題。所以，單純提到生理女性的性權／各種權利，並不必然等於擁有提倡「性／別平等，消除偏見」的觸覺。但無論是 ‘Feminist IR’ 還是 ‘Gender IR’， 均以‘Feminist’ 及‘Gender’ 置於 ‘IR’之前，從而強調某些既有的國際關係研究如何忽略了對於性／別的討論。無論如何，以Tim Dunne 等人（2013）所編寫的國際關係理論入門書為例 ，‘Feminism＇如同其他國際關係理論一樣，已是自成一個章節，屬於國際關係學科中幾場重大辯論中不可否認的一個重要範圍。
因此，擁有性／別觸覺的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並非只懂得關注生理性別女性，而是同時注重各種與性／別身分有關的範疇，例如陽剛氣質（Masculinities）如何於國際關係議題的形成。國際關係學者Terrell Carver 便是致力研究此現象的代表，他曾指出在國際政治領域中，一個最常見的父權式操作，就是以Generic （概括性、一般性）自居： 代表生理男性的英文字“Man”，既代表生理性別，亦同時作為人類的總稱，一男子與全球福祉自動畫上等號。換言之，就如那張漫畫一樣，以「一般人」為名，從而突顯及指責反對者的「怪異」和「不正常」（2014）。
小結
時代發展繼續推進，哪一天某國的跨性別議員到異地外訪，或者早前冰島總理以「女同志伴侶」 一行二人到訪中國，中國政府之接待禮節安排，或是這兩名第一夫人的互動等等這些國際政治事件皆指向一個事實： 擁有性／別觸覺的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審視當代全球政治發展，無比重要。沈教授團隊中熟悉性／別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互動的專家定然大有人在，很可惜「學術台」等一系列臉書專頁，並沒有乘此「機會」在此角度擴闊讀者的全球視野。
[1] 〈沈旭暉，我細細個就睇佢啦。 ───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係咪性別盲 [1] ？〉：源於華文網絡世界中，一些網友對於某些對性／別議題沒有觸覺、同理心的人的一種戲稱。
[2] https://www.facebook.com/SimonIRBasilica/photos/a.202036720170686.107374...
[3] 源於華文網絡世界中，一些網友對於活在自己世界的大男人主義者的一種戲稱。
[4] Key Opinion Leader 的簡稱，意指網絡世界中興起，能夠左右網絡言論意見發展方向的關鍵領袖人物。
[5] Manosphere 一詞泛指一系列在互聯網以「維護生理男性權益為首要目的」、「反對女性主義」等題目的一切非正式討論（如網誌、討論區等）。當中常見的討論，亦包括致力培養生理男性爭取與更多生理女性的性交機會，及教導生理男如何在兩性關係中成為絕對控制者，從而拯救已被女權主義思想影響的社會。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may/15/the-man-o-sphere-i...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intersect/wp/2014/05/27/inside-t...
[6]華文世界中也有極具意義的討論：例如，學者如李英桃，積極推動中文語境內的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以及寧應斌教授對國家同志主義（homonationalism） 的關注等，此處暫且不表。
[7]曾金燕＜曾金燕：2015年，該怎麼稱呼feminis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024-opinion-feminism2015/
參考書籍
Campbell, D. (1992)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unne, T., Kurki, M. and Smith, S. (201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discipline and diversity,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loe, C. (2014)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nd ed.,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eohane, R. O. (1989)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2), 245–254.
McRobbie, A (2009) 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 Gender, 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California,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Sage.
Squires, J. and Weldes, J. (2007) ‘Beyond Being Marginal: 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9, 185–203.
Weber, C. (1994) ‘Good girls, little girls and bad girls: Male paranoia in Robert Keohane’s critique of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3(2), 337–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