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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雅典博物館 與三十五歲職員對話

前往雅典博物館  與三十五歲職員對話

在上年七月後旬,自闊別羅馬尼亞加拉茨的一眾義工,返回首都布加勒斯特,乘機到文明古國希臘雅典。每當人想到雅典,就會聯想起宙斯與神祇、蘇格拉底與學院,但09年的國債危機、11年和平示威演變暴力衝突,以至近年難民問題在情理法的夾擊下,政府似乎離理想國越來越遠,究竟雅典公民當面對無數高牆的時候,是如何絕境逢生,重新演繹古哲對至善、理性的寶訓?我走進了當地的國立歷史博物館,與一位三十多歲的男職員談了半天,嘗試找出理想國的演變過程。

瀏覽《孤獨星球一一希臘》的網站,首頁以這樣來形容當地和民眾一一古與今的縱橫交錯,高雅與繁榮孕育出忙裡偷閑的雅典人。離古希臘的黃金文明時期近二千四百多年,神廟、柱石、雕像及遺址的確是保留至今,可是變的是當地人的文化和經濟生活。

在早上十時許,我由青年旅舍徒步到衛城山腳,刻意先到少遊客逛的街道再進入大街,才發現街道兩旁的店鋪,閘依然鎖着,塗鴉滿佈。再多走一會,就不難發現有許多谷歌地圖也沒有顯示的店鋪,只有這兒數間廢物回收的店鋪營業,數個似中東裔的男人,身穿素衣,牛仔褲,在店內回收垃圾、整理廢物。

走遠一點,就會見到數間卡巴烤肉店,餐牌寫的除了希臘文,還有像阿拉伯文的文字,我外賣了一份3歐羅的卡巴,店員以口音的英文問我要什麼餡料,我便笑着說你決定,見他咧嘴一笑,似乎很有自信走入廚房,一會兒便就出來,把熱哄哄的卡巴遞給我,笑着對我說再見。我能嚐出羊肉餡的鮮味,才想起這羊肉卡巴的是賣4歐的。

最後到達主街,到了為人熟悉的雅典衛城山,遊客絡繹不絕,警察忙不迭地在維持跌序,店舖均以歐陸餐廳、記念品店為主。這個差異,背後藏着什麼秘密?

雅典衛城 智慧之祖

希臘位於巴爾干半島的最南端,上接阿爾巴尼亞、馬其頓共和國和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下銜地中海和為人嚮往的愛琴海。三千多年前,雅典是古希臘的核心城邦。時至今日,雅典成為了現代希臘首都,是歐盟的商業中心之一。雅典四面環山,處於阿提卡的中心地帶,神殿、考古博物館和衛城山等的宏偉建築均圍繞在普拉卡(Plaka)舊城區。當我仔細地感受這舊城區,希臘神話的善與惡,黃金比例的美學法則,原來沒有離開過雅典。

從舊城區到衛城山,會經過羅馬阿哥拉(Roman Agora)遺址,亂石滿地,四柱高聳托着三角形狀的牌匾,與山上的神廟互相輝映。阿哥拉是指處於市中心的露天資場,居民可自由貿易,談論政治、哲學、經濟等話題,哲人蘇格拉底就是在這般聚集的地方,對美德、教育、倫理與民眾討論,講學論道,這位大師的「離地」討論,在當時人的眼中是一種「無所事事」、「惹事生非」的人物。

無知就是德行,理性是啟蒙的開端。哲學等於愛智慧之學說,越與人談論,越向天反詰,越知道自己的渺小,這樣才能看清智慧的本質,就是認識自己,繼而讓每一個公民亦有個機會去過反思式的人生。最後,這位萬學之師縱使面對「荼毒青年」和「立新的神祇」的兩大指責,但他選擇以服從死刑來彰顯對正義道德的堅持。在衛城山腳,昔日的光景雖不再返,只見餐廳的滕椅等着遊人歇腳,但哲人的腳印卻俯伏在石階夾縫中,待有後人來。

走過曲曲折折的街巷和石級,到達衛城山上家傳戶曉的巴特農神殿。夕陽斜照,玉階台柱,柱式主要有兩種,一為象徵男性的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二為代表女性的愛奧尼亞柱式(Lonic Order),柱頂上的牌簷雕飾着些花紋。建築的風格將數學概念上的黃金分割打造出來,對稱和重複的格局促成了美學中的和諧感覺。而建造的目的是為了供奉代表力量與智慧的化身的雅典娜,後來建造了第一法庭,成為雅典的守護神,更象徵智慧化為公民意識,法治凝聚國家的力量。

走進博物館 與人撩事鬥非

建築隱藏古哲的精神,然而國民才是社會的主角。下午三時左右,我走進了國立歷史博物館。這不像別國的大型博物館設有大型的售票處,以玻璃隔着職員和遊客,只有一張赤褐色的大木桌,有兩位四十多歲的職員,我把學生證遞給職員看,笑意盈盈的給了我一張學生優惠票。我環視四周沒多人,順道開了話題匣子,寒暄了數句,他們對我說因英語不靈光,便找了另一位流利英語的三十歲男職員。聽他一席話,我就將所有的疑慮都釋除了。

「雅典有許多古城古蹟,有豐富的文化生活,你生活在這裏快樂嗎?」我問道。

生活艱難,家庭倫理成為向前的原動力。「沒錯,這裡很多天然的旅遊資源,帶動了周邊的餐飲業,而當地的居民,除非是富戶,否則都不會到舊城區附近用膳,或到維多利亞地鐵站附近的餐廳,平日常吃「住家飯」。因我前年生了小孩,除非必要,我會選擇在家用膳。然而,為了應付小孩和住屋的生活開支,不得不多做一份兼職。」他亳不諱言地說。

附近的店鋪十時許也還未開門則源自經濟低迷。周圍的店鋪前幾年有不少工商業店,做零售的、出口業的,但政府因高昂債務而破產,新一輪的緊縮政策未能舒困,甚至原地踏步。眼見到的店舖絕不是像傳媒說的國民懶散而遲遲未營業,而是有一半或以上都是空置的,聞說做出口貿易的中小企也因物價增加了,政府管理乏善而倒閉了。

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產業將會是另一個嚴峻的議題,少數族裔在城邦逆境求存。做回收業的多是印巴族裔的,或是土耳其的少數族裔,做電子回收的,會以船運輸到第三世界國家,如肯亞等,從中圖利;家居廢物回收的,則回應主流傳媒說這是由於普羅大眾均沒有誘因和意識將垃圾分類,而在2012年地方政府撥款550百萬投放在廢物回收及管理上,以解決約3700個非法垃圾堆填區的問題,後來在2014年歐洲聯盟法院因希臘違反遵守廢棄物指令(Waste Directive),賠償1千萬歐羅,此舉迫使希臘政府須即時回應該問題。

歷史的巨輪 時代的兩難

但在綠色的議題上也不能全然怪責希臘,因早在二戰時希臘已留低伏線。
二戰期間,希臘原是保持中立,墨索里尼為首的意大利肆意入侵希臘,縱使希臘後來能扺擋意軍,但後來希特拉為首的德軍入侵了希臘,成功佔領,希軍傷亡慘重。後來納粹德軍戰敗,蘇美冷戰的代理戰爭,展開了希臘內戰的武裝衝突。直到1960年,塞浦路斯內的希臘民族渴望與希臘合併,但國內的土耳其族人卻得到土耳其的支持下,獨立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兩族因此而發生流升事件。

縱使1990-97年嘗試重整經濟,但其後2001年希臘加入了歐盟,德國主導的出口業大國,改以歐元為貨幣的希臘,熱錢不斷擁入,國內通脹達10%。然而,希臘在國債危機發生後,國際貨幣基金、歐洲中央銀行和歐盟委員會,合共借2400億歐元給希臘渡過難關。事實上,據經濟研究機構IWH的研究所得,於2010-15年間,節省的利息成本佔德國GDP的3%,當中的主因是受惠於希臘的債務危機。

他解釋道:「主流傳媒說我們是懶人,貫以惡性消費作為罪名,事實上這說法是欲加之罪,我們絕非如此。相反,我們工作時間比德國人每週長約10小時,但我們的生命不能只剩下工作,而應該要有生活的濃度和質感,但長時間的工作主宰了我的人生,為何雅典人不能重拾個人自主。人活在經濟強國只是幸運而已,在乎的是人如何公平地對待,分配到應得的資源。」

時代的巨輪雖重,但仍有出路。聽畢後,我不禁問誰是真正的難民,希臘還是敘利亞人? 社會崩解,大批希臘的青年想流到德國、荷蘭等的先進國家尋找工作。另一邊箱,希臘是敘利亞難民的必經之地。兩個族群同樣對新的跌序和生活有個想像,而網絡和媒體的流通,加劇了他們對豐盛生活的強烈渴求。希臘人的兩難在於,移居,是文化習慣的洗禮;歸去,是告別理想,重返舊有砌過的荒土。如何抉擇,歷史都會記住這個決定。

在全球化下的社會,我們既是旁觀者,亦是參與者。我們再不能說我可以置身事外,以旁觀者的視野來居高臨下,因為別忘記我們的歷史也是從相近的局面演變出來,所以,最挑戰我們的良心的,不是看着受難的人,而是眼見受苦的人,而一言不發。人將不斷更新自己公民的身份,別國既有的道德規條不斷挑戰自己的容忍度,公民尊嚴成為了自居的最後防線,新的跌序因此而塑造出來,成為21世紀新啟蒙時代。

下午六時許,博物館快將關門,我把握時間問他最後一道問題:縱然如此,你仍會愛這樣的國家嗎?他馬上回答說:「會的」。他望了望時鐘,向我揮手再會。這一作別,驚動了沉睡在衛城山的人,他彷彿說,我再也不無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