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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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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賑濟會與中共

香港學生賑濟會與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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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賑濟會成立

七七事變後中日全面開戰,內地大批人力、物力、財力流入香港,促使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到1937年達到100萬人,工商企業、城市建築都有所發展,面貌與維多利亞時代大為不同,新式的摩天大廈陸續在中區出現。從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香港人口增長近25萬人,到年底,港島和九龍新增人口約在25萬至50萬之間。大量難民的入境使香港住房十分緊張。於是,為了救濟難民,社會團體相繼出現,除原有的慈善機構如東華、露宿者保護協會、兒童保護協會、救世軍等外,又成立了華人賑災會、商賑會、學生賑濟會、中國婦女兵災會、婦女慰勞會、戰時兒童保育會、中國婦女大同盟等賑濟團體。到1938年5月,東華共為2,648名內地難民提供食宿,到6月止,還先後資遣3萬餘名難民返回原籍。

1937年9月,華仁書院學生和舊生合力組辦一個獨立於學校的組織「華仁書院國難籌賑會」(Wah Yan College War Relief Association),購買醫藥用品運送回國,救治同胞。 華仁籌賑會成立以後,華仁學生無論是正在就讀的或畢業舊生,跟師長和神父同心合力,火速地籌募經費,購買醫藥物品,運送回國內。

華仁籌賑會的活動原來也是早期聯校活動的開始。華仁學生除得到舊生和舊生家屬協助工作外,也得到義大利嬰堂女校(Italian Convent School,現嘉諾撒聖心書院)學生的幫助。他們組織了婦女組製作救傷包。華仁舊生會主席高福申(?)借出公司辦公室作為工場,嬰堂女生和華仁學生的女家屬天天不停地工作了9個月,將原材料製成救傷包、漬血布、四方巾等。她們也造了千餘套棉衣。他們的藥物和棉衣,須分12次運給長沙醫院和四路、五路和八路軍。

1937年9月初,香港大學學生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支援抗戰事宜。會議決定成立「港大學生會中華醫藥救濟會」,籌募捐款和藥物,支援前方受傷戰士和受難同胞。

中華醫藥救濟會隨後在活動過程中,感到光是一間學校行動起來,力量畢竟有限。因此,港大學生會主席醫學院學生李政耀(?)和學生會幹事等決定,聯絡全港大中學校的學生一齊起來抗日,一齊救災扶危。

1937年9月20日,香港大學學生召集24間學校的代表開會,會議為了更廣泛的發動抗日救國運動,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主席為李政耀,副主席為聖保羅女書院黃式好(?),中文書記為金文泰中學(時稱官立漢文中學)石伯恒(?)、英文書記為英皇書院黎民悅(?),常委有香港大學、金文泰中學、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華僑中學、聖保羅女書院、養中中學、英華女書院、聖士提反女書院等9 間學校,名譽會長為港大校長韓尼路(William Hornell,?)、名譽司庫為香港廣東銀行司理歐偉國(1898-?)、顧問有聖公會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立法局議員羅文錦(1893-1959)律師、聖保羅校長胡素貞(1890-1979)博士、劉景清(?)、夏靜怡(?)、歐鏡新(?)等[1]。會址設在中環德輔道中32號3樓[2]。到1937年末,學賑會港九建立了中環、灣仔、西環、旺角等各段的段委會。1939年發展了會員學校600多間,經常參加活動的學生有3,000餘人[3]。

10月13日,學賑會召開擴大組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九龍區一些學校的代表20餘人。會上補選華德商學院代表林家曜(?)為學賑會副主席,又決定把學賑會常委數目擴大為44校,香港和九龍區各22校[4]。


兒童團與女學生團

學賑會出版《學生呼聲》半月刊,共出版了20期,發行3,000多份,遠銷南洋各地。在《大眾日報》開闢《學生堡壘》和《火炬》專刊,在廣州《珠江日報》出《青年呼聲》半月刊。於 1939年舉辦抗日戰爭兩週年成績展覽會[5]。

學賑會於1939年6月18日成立女學生團(簡稱女學團),團員約有250餘人,團長為麗澤中學梁柯平(梁歡笑,1923-2011),副團長為華南的林玉屏(?),總團幹事有正風的莫婉珍(?)、麗澤的李凜冰(?)、陶秀的何秀雲(何望雲、?)、信修的李惠文(李慧民、?)、黎秀瓊(?)、陳碧婷(?)、黎燕華(?)、信修女中麥惠珍(李夏湘,?)、黃惠瓊(?)等。發表〈告全港女同學書〉。成立大會上,女學團舉行國民精神動員宣誓,由前任立法委員王孝英(1901-1980)監誓[6],團員有200餘人。

1937年底,學賑會兒童團成立,第一任團長楊德元(1922-1989)、第二任團長方蘭(1921-1998)。

方蘭、楊升義(楊聲,?)在兒童團的基礎上組成香港兒童賑災會[7]。

楊德元祖籍福建省廈門,1922年10月生於一個華僑家庭。從中學時代起,在中共領導下從事學生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月加入中共,由中共安排參加香港賑濟會兒童團任團長,1940年冬至1945年,轉入東江抗日遊擊區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粵中縱隊六支隊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中共新會縣委書記、廣東省第五屆、六屆政府常務副省長。1989年逝世終年67年。

方蘭(1921-1998)原名孔秀芳,廣東順德人,1921年生於香港,上有3個姐姐、1個哥哥、下有1個妹妹。由於家境貧寒,不得不借債讀書,以至於待她從香港崇德學校畢業兩年後回校當幼兒班助教時,才償還六年級的學費。後以小學教師為業。她於1937年參加香港學生賑濟會,出任兒童團團長,1938年加入中共。香港淪陷不久被調到東江遊擊區工作,改名方蘭,先後擔任東縱女子中隊指導員、華南隊中共支部書記、東莞路西敵後工委委員等職,在遊擊隊裏大家都習慣稱她「方姑」。她於1943年潛回香港,組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出任中隊長兼指導員,時年23歲。日本投降後,她仍然以教師為職業,在香港工作和生活。1945-1947年先後任中共香港地下黨區委書記、九龍職工小組長、女工工作組長等,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中共調方蘭到廣東工作,從此離開香港,出任中共雷州地委副書記,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全國婦聯常委、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1981年當選為中共十二大代表。1998年病逝廣州享年77歲。

學賑會抗日救亡活動

中國全面抗日後,全港各校亦各自組織不同的抗日救亡活動。

學賑會成立後,舉辦抗日戰爭展覽會,排演抗戰劇和歌曲,舉辦全港學生徵文比賽、讀書會、夏令營、救護班,並以義賣、義演、遊藝等各種形式開展募捐活動,組織全港學生舉行了兩次為期三天的節食籌款活動。

學賑會於1937年在香港大學禮堂舉行音樂籌賑會,12月連續舉行3場戲劇和音樂義演,演出者有:小提琴家馬思聰(1912-1987)、馬思宏(1922-2009)兄弟,粵劇著名演員馬師曾(1900-1964)、譚蘭卿(1908-1981),電影演員吳楚帆(1910-1993)等。學賑會又於1938年元旦在聖保羅中學舉行第一次賣物遊藝會[8]。

其他學校各自有籌款活動,英皇書院於1939年2月26日,邀請武漢合唱團舉行音樂會籌款救國,籌得1萬多元,中華中學籌得4,000元給第五路及第八路軍,嶺南中學籌得14,000元,光華中學款得數千元[9]。

學賑會在全港廣泛進行宣傳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歌詠班,推廣《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和《松花江上》等 歌曲。組織劇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華兒女》等短劇。舉行演講會和座談會,邀請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2)、國際問題專家金仲華(1907-1968)、作家冰心(1900-1999)、話劇演員金山、(1911-1982)、電影演員王瑩(1913-1974)等出席。

學賑會女學團於1939年組織「暑期女學生慰問隊」,隊長為李凜冰。到惠陽坪山慰問東江抗日新編大隊,後來李凜冰、唐麗華(唐華,?)、吳玉珍(?)、黃惠瓊(?)等4人加入了游擊隊[10]。

1939年香港各界熱烈慶祝女節,學賑會出版《三八節特刊》。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底,中共粵東南特委以學賑會名義,派遣一個以中共黨員為主體,並建立有特別支部的回國服務團到廣東南路活動。團部設在高州城西關路的益壽庵。

第一團共有18人,團長劉談鋒(?),副團長黃秋耘(黃洛思,1918-2001),秘書長為廣州華南中學袁耀鴻(1904-?)。

第二團,團長駱克(?),副團長彭玉堂(?),秘書長周少重(?),共27人。

第三團,團長簡任芬(?),副團長關晃明(1919-1939),秘書長周少重,共39人。

第四團共26人。

第一團在團長劉談鋒的領導下,先後派出工作隊到謝村、塘口、板橋、分界、根子、沙田、雲潭等地,通過辦夜校、教唱歌、演戲等形式宣傳革命道理,發動群眾抗日,發展中共組織,在雲潭建立珍珠、企水中共支部。與此同時,對原十九路軍的抗日愛國將領張炎(1902-1945)舉辦的軍官教導隊內,建立中共組織。

學賑會第一、第二回國服務團已出發了。第三回國服務團在出發前夕,副團長、中共地下支部書記關晃明和年青黨員符夫(?)、黃汶(?)、葉棄(?)、蘇少偉(?)等在香港中環路旋宮餐室受到中共東南特委委員、香港市書記楊康華(1915-1991)秘密約見。楊康華向他們分析了戰爭形勢,指出回國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意義,及到國民黨部隊中開展工作的注意事項[11]。

可是,於1940年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下令驅逐回國服務團之餘,亦透過各種手法打擊。

學賑會與中共

學賑會成立翌日,中共香港市工委以及鍾明(1919-2003)從報紙上看到學賑會成立的消息,認為學賑會的成立,有利於動員全港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經商議後,即日由鍾明以課餘社、少年之友社等組織代表到香港大學學生會找到李政耀。鍾明對李政耀說:「得知你領導組織了香港學生賑濟會,非常佩服。」還介紹了課餘社等青年組織的情況。李政耀說:「好!好!歡迎你們參加,一齊工作。」

過兩天,鍾明應邀列席學賑會第一次常委會議,並發表了不少意見和建議。會後,李政耀向各校代表們稱鍾明為「學賑會的參謀長」,還說:「有了他的幫助,工作就放心了。」從此,原來團結在鍾明周圍的一群青少年學生都參加了學賑會,同各校代表和積極分子一起工作。鍾明在香港學賑會雖然沒有擔任高層的領導職務,但卻是群眾公認的學賑會創始人之一,實際上他肩負了與李政耀共同領導香港學生救亡運動的重任[12]。鍾明在學賑會出任組部計劃股股長,負責草擬制定各時期工作和重大活動的計劃[13]。中共在學賬會成立黨支部,書記為鍾明。

鐘明曾用名鐘子鳴,廣東省惠陽縣(今深圳市)人。1936年11月加入中共。1927年至1938年6月在香港小學、香港油麻地官立學校、英皇書院學習。1935年至1936年自發組織晨鐘體育社、課餘社、新生社並任社長。1936年6月參加秘密香港抗日救國會,任九龍區負責人之一,組織秘密香港學生救國會並任會長,參加秘密香港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執行委員。1937年任中共香港學生支部書記。同年5月至1938年10月任中共香港市工委青年部部長、中共香港市委青年部部長。1938年10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共粵東南特委青年部部長、中共粵東南特委直屬九龍區區委書記。1939年11月在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上被選為黨的七大候補代表。1945年經上海秘密返回香港。1946年至1948年初任中共廣州地區特派員。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任中共香港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亦稱港粵城工委)副書記,分管廣東內地城市工作,仍兼廣州市地下黨總特派員(市委書記)。中共建政後,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委副書記,於2003逝世終年84歲。

女學團團長梁柯平是中共黨員,團內還有五六名黨員。因此,中共香港黨組織在向上級滙報時,不無自豪地說:「女學團是在黨的領導與計劃下建立起來的」。1938年至1939年間,中共還在梅芳女中、正風女校分別建立支部,兩校各有4名黨員;麗澤女中和陶秀女中則各有兩名黨員。由於中共黨員在香港學賑會中擔任要職,並且不斷在學賑會積極分子中發展黨員,學賑會成為中共開展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週邊組織,「香港學生籌賑會的成立,都能在黨把握之下工作的」。雖然到1941年,國共兩黨加強對學賑會控制權的爭奪,最終導致學賑會的分裂,但是中共已經在香港學生當中組建起迎接未來鬥爭的年輕力量[14]。

學賑會的積極分子有英華書院關若蘭(?)、聖保祿女書院黃雯茵(?)、華僑中學何敏柏(?)、華夏學院謝裕德(?)、華僑中學雷超志(?)、華僑中學陳一民(?)、華南中學伍慶霖(?)、麗澤女中梁柯平、清華書院黃文謙(?)、聖士提反女書院傅惠芳(?)、華仁書院嚴振威(?)、英華中學黃冠球(?)、聖約瑟書院馮景範(?)、陶秀女中的何秀雲、聖類斯曾沃濤(?)、西南女中袁惠慈(張越,?)、以及謝安(?)、尹道明(?)、雷曉天(雷福棠,?)、南方書院楊德元、黃飛(黃士傑、1921-1948)、陳浩然(?)、關晃明、李錦光、李錦輝、葉子良(?)[15]、庇理羅士女書院代表林展(1920-2003),梅芳女中代表陳家賢(1888-1953)、陳達明(梁瑞琨,1919-?)、英皇書院胡文瀚、英皇書院林瑞源等。

學賑會積極分子加入中共的有林展、梁柯平、楊德元、關晃明、何秀雲、林家曜、雷超志、方蘭、陳達明、雷曉天、黎秀瓊、符夫等。一些學生領袖後來參加了東江縱隊游擊隊,有些還成為了獨當一面的抗日軍政負責人。

香港國民黨負責人吳鐵城(1888-1953),計劃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學校發展黨員,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國民黨控制的學校向學賑會主席施壓,警告他「不要受共產黨的影響」,甚至迫使華夏學院校方登報撤銷學賑會副主席謝裕德的代表資格。他受國民黨控制的學校也撤銷一些進步學生的代表資格。如秘書長陳達明等。

學賑會內國共兩黨的支持者討論工作時,經常爭吵,李政耀、黎民悅無可奈何,進步同學以女學團、兒童團和讀書會3個組織的名義,登報公開退出學賑會[16],在政治紛爭下,學賑會日漸式微

1938年8月,世界學生聯合會在美國紐約舉行世界青年和平大會。經全港學生代表大會通過,李政耀代表香港學生,作為中國學生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世界青年大會。參加這次世界青年大會的有50餘國代表,共700餘人,會上簽訂了《華沙和平公約》,各國的學生議決齊心為世界和平而奮鬥。

這時,國民黨動員10間學校召開代表會,出席代表共有20人,根據學賑會管理財政數目不清,指責中共黨籍的學賑會幹部貪污,在改組和選舉出席世聯代表時,拉攏了1位中共黨籍的學賑會代表出面,攻擊另一位中共黨籍的幹部,使他束手無策,他們在選舉中落敗。親共派立即清理賬目,以個人名義賠償欠款,但否認貪污[17]。

(完)

 
梁寶龍

03.02.2017

 

[1]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60-62頁。

[2]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79頁。

[3]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79頁。

[4]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65頁。

[5]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80-182頁。

[6] 〈學生賑濟會女學團昨成立〉,載:方駿等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2006,第303頁,引:《大公報》, 1939年6月19日,第426頁;引:《星島日報》,1948年11月21日。梁柯平:〈香港港學生的抗日行動〉,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67-69頁。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111頁。

[7]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2005,第99頁。

[8]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79-180頁。

[9] 梁植穎:《英皇書院師生》,香港,明報,2013,第42-44頁。

[10] 梁柯平:〈香港學生的抗日行動〉,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69頁。

[11] 〈“六遊”政訓室的中共特別支部〉,載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4/19/557906.shtml;載《中山文史》,第47輯;

[12]《鍾明同志與香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載http://www.zggzds.gov.cn/bizdesk/hangwu/ArticlesAction.do?dispatch=viewArticle&ID=402880a10ec6a1a6010ec6b13cfb0036&channelName=%E9%8E%AC?%E8%B9%87%E5%85%B8%E7%AC%8C%E9%8D%A5%E7%82%B2%E7%B9%82。

[13]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2005,第63頁。

[14] 莫世祥:〈抗戰初期中共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5]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67頁。

[16]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2005,第156-157頁。

[17] 張文彬:〈廣東工作綜合報告〉1938年,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1988,第201頁。

圖片來自梁植穎:《英皇書院師生──133載愛國愛港情懷》,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增訂本,2013,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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