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賑濟會成立
七七事變後中日全面開戰，內地大批人力、物力、財力流入香港，促使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到1937年達到100萬人，工商企業、城市建築都有所發展，面貌與維多利亞時代大為不同，新式的摩天大廈陸續在中區出現。從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香港人口增長近25萬人，到年底，港島和九龍新增人口約在25萬至50萬之間。大量難民的入境使香港住房十分緊張。於是，為了救濟難民，社會團體相繼出現，除原有的慈善機構如東華、露宿者保護協會、兒童保護協會、救世軍等外，又成立了華人賑災會、商賑會、學生賑濟會、中國婦女兵災會、婦女慰勞會、戰時兒童保育會、中國婦女大同盟等賑濟團體。到1938年5月，東華共為2,648名內地難民提供食宿，到6月止，還先後資遣3萬餘名難民返回原籍。
1937年9月，華仁書院學生和舊生合力組辦一個獨立於學校的組織「華仁書院國難籌賑會」（Wah Yan College War Relief Association），購買醫藥用品運送回國，救治同胞。 華仁籌賑會成立以後，華仁學生無論是正在就讀的或畢業舊生，跟師長和神父同心合力，火速地籌募經費，購買醫藥物品，運送回國內。
華仁籌賑會的活動原來也是早期聯校活動的開始。華仁學生除得到舊生和舊生家屬協助工作外，也得到義大利嬰堂女校（Italian Convent School，現嘉諾撒聖心書院）學生的幫助。他們組織了婦女組製作救傷包。華仁舊生會主席高福申（？）借出公司辦公室作為工場，嬰堂女生和華仁學生的女家屬天天不停地工作了9個月，將原材料製成救傷包、漬血布、四方巾等。她們也造了千餘套棉衣。他們的藥物和棉衣，須分12次運給長沙醫院和四路、五路和八路軍。
1937年9月初，香港大學學生召開會議，討論如何支援抗戰事宜。會議決定成立「港大學生會中華醫藥救濟會」，籌募捐款和藥物，支援前方受傷戰士和受難同胞。
中華醫藥救濟會隨後在活動過程中，感到光是一間學校行動起來，力量畢竟有限。因此，港大學生會主席醫學院學生李政耀（？）和學生會幹事等決定，聯絡全港大中學校的學生一齊起來抗日，一齊救災扶危。
1937年9月20日，香港大學學生召集24間學校的代表開會，會議為了更廣泛的發動抗日救國運動，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主席為李政耀，副主席為聖保羅女書院黃式好（？），中文書記為金文泰中學（時稱官立漢文中學）石伯恒（？）、英文書記為英皇書院黎民悅（？），常委有香港大學、金文泰中學、英皇書院、皇仁書院、華僑中學、聖保羅女書院、養中中學、英華女書院、聖士提反女書院等9 間學校，名譽會長為港大校長韓尼路（William Hornell，？）、名譽司庫為香港廣東銀行司理歐偉國（1898-？）、顧問有聖公會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立法局議員羅文錦（1893-1959）律師、聖保羅校長胡素貞（1890-1979）博士、劉景清（？）、夏靜怡（？）、歐鏡新（？）等[1]。會址設在中環德輔道中32號3樓[2]。到1937年末，學賑會港九建立了中環、灣仔、西環、旺角等各段的段委會。1939年發展了會員學校600多間，經常參加活動的學生有3,000餘人[3]。
10月13日，學賑會召開擴大組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九龍區一些學校的代表20餘人。會上補選華德商學院代表林家曜（？）為學賑會副主席，又決定把學賑會常委數目擴大為44校，香港和九龍區各22校[4]。
兒童團與女學生團
學賑會出版《學生呼聲》半月刊，共出版了20期，發行3,000多份，遠銷南洋各地。在《大眾日報》開闢《學生堡壘》和《火炬》專刊，在廣州《珠江日報》出《青年呼聲》半月刊。於 1939年舉辦抗日戰爭兩週年成績展覽會[5]。
學賑會於1939年6月18日成立女學生團（簡稱女學團），團員約有250餘人，團長為麗澤中學梁柯平（梁歡笑，1923-2011），副團長為華南的林玉屏（？），總團幹事有正風的莫婉珍（？）、麗澤的李凜冰（？）、陶秀的何秀雲（何望雲、？）、信修的李惠文（李慧民、？）、黎秀瓊（？）、陳碧婷（？）、黎燕華（？）、信修女中麥惠珍（李夏湘，？）、黃惠瓊（？）等。發表〈告全港女同學書〉。成立大會上，女學團舉行國民精神動員宣誓，由前任立法委員王孝英（1901-1980）監誓[6]，團員有200餘人。
1937年底，學賑會兒童團成立，第一任團長楊德元（1922-1989）、第二任團長方蘭（1921-1998）。
方蘭、楊升義（楊聲，？）在兒童團的基礎上組成香港兒童賑災會[7]。
楊德元祖籍福建省廈門，1922年10月生於一個華僑家庭。從中學時代起，在中共領導下從事學生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月加入中共，由中共安排參加香港賑濟會兒童團任團長，1940年冬至1945年，轉入東江抗日遊擊區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粵中縱隊六支隊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中共新會縣委書記、廣東省第五屆、六屆政府常務副省長。1989年逝世終年67年。
方蘭（1921-1998）原名孔秀芳，廣東順德人，1921年生於香港，上有3個姐姐、1個哥哥、下有1個妹妹。由於家境貧寒，不得不借債讀書，以至於待她從香港崇德學校畢業兩年後回校當幼兒班助教時，才償還六年級的學費。後以小學教師為業。她於1937年參加香港學生賑濟會，出任兒童團團長，1938年加入中共。香港淪陷不久被調到東江遊擊區工作，改名方蘭，先後擔任東縱女子中隊指導員、華南隊中共支部書記、東莞路西敵後工委委員等職，在遊擊隊裏大家都習慣稱她「方姑」。她於1943年潛回香港，組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出任中隊長兼指導員，時年23歲。日本投降後，她仍然以教師為職業，在香港工作和生活。1945-1947年先後任中共香港地下黨區委書記、九龍職工小組長、女工工作組長等，繼續從事地下工作。1948年，中共調方蘭到廣東工作，從此離開香港，出任中共雷州地委副書記，廣東省婦聯秘書長、全國婦聯常委、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1981年當選為中共十二大代表。1998年病逝廣州享年77歲。
學賑會抗日救亡活動
中國全面抗日後，全港各校亦各自組織不同的抗日救亡活動。
學賑會成立後，舉辦抗日戰爭展覽會，排演抗戰劇和歌曲，舉辦全港學生徵文比賽、讀書會、夏令營、救護班，並以義賣、義演、遊藝等各種形式開展募捐活動，組織全港學生舉行了兩次為期三天的節食籌款活動。
學賑會於1937年在香港大學禮堂舉行音樂籌賑會，12月連續舉行3場戲劇和音樂義演，演出者有：小提琴家馬思聰（1912-1987）、馬思宏（1922-2009）兄弟，粵劇著名演員馬師曾（1900-1964）、譚蘭卿（1908-1981），電影演員吳楚帆（1910-1993）等。學賑會又於1938年元旦在聖保羅中學舉行第一次賣物遊藝會[8]。
其他學校各自有籌款活動，英皇書院於1939年2月26日，邀請武漢合唱團舉行音樂會籌款救國，籌得1萬多元，中華中學籌得4,000元給第五路及第八路軍，嶺南中學籌得14,000元，光華中學款得數千元[9]。
學賑會在全港廣泛進行宣傳抗日救亡活動，組織歌詠班，推廣《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和《松花江上》等 歌曲。組織劇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華兒女》等短劇。舉行演講會和座談會，邀請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2）、國際問題專家金仲華（1907-1968）、作家冰心（1900-1999）、話劇演員金山、（1911-1982）、電影演員王瑩（1913-1974）等出席。
學賑會女學團於1939年組織「暑期女學生慰問隊」，隊長為李凜冰。到惠陽坪山慰問東江抗日新編大隊，後來李凜冰、唐麗華（唐華，？）、吳玉珍（？）、黃惠瓊（？）等4人加入了游擊隊[10]。
1939年香港各界熱烈慶祝女節，學賑會出版《三八節特刊》。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底，中共粵東南特委以學賑會名義，派遣一個以中共黨員為主體，並建立有特別支部的回國服務團到廣東南路活動。團部設在高州城西關路的益壽庵。
第一團共有18人，團長劉談鋒（？），副團長黃秋耘（黃洛思，1918-2001），秘書長為廣州華南中學袁耀鴻（1904-？）。
第二團，團長駱克（？），副團長彭玉堂（？），秘書長周少重（？），共27人。
第三團，團長簡任芬（？），副團長關晃明（1919-1939），秘書長周少重，共39人。
第四團共26人。
第一團在團長劉談鋒的領導下，先後派出工作隊到謝村、塘口、板橋、分界、根子、沙田、雲潭等地，通過辦夜校、教唱歌、演戲等形式宣傳革命道理，發動群眾抗日，發展中共組織，在雲潭建立珍珠、企水中共支部。與此同時，對原十九路軍的抗日愛國將領張炎（1902-1945）舉辦的軍官教導隊內，建立中共組織。
學賑會第一、第二回國服務團已出發了。第三回國服務團在出發前夕，副團長、中共地下支部書記關晃明和年青黨員符夫（？）、黃汶（？）、葉棄（？）、蘇少偉（？）等在香港中環路旋宮餐室受到中共東南特委委員、香港市書記楊康華（1915-1991）秘密約見。楊康華向他們分析了戰爭形勢，指出回國抗戰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意義，及到國民黨部隊中開展工作的注意事項[11]。
可是，於1940年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下令驅逐回國服務團之餘，亦透過各種手法打擊。
學賑會與中共
學賑會成立翌日，中共香港市工委以及鍾明（1919-2003）從報紙上看到學賑會成立的消息，認為學賑會的成立，有利於動員全港青年學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經商議後，即日由鍾明以課餘社、少年之友社等組織代表到香港大學學生會找到李政耀。鍾明對李政耀說：「得知你領導組織了香港學生賑濟會，非常佩服。」還介紹了課餘社等青年組織的情況。李政耀說：「好！好！歡迎你們參加，一齊工作。」
過兩天，鍾明應邀列席學賑會第一次常委會議，並發表了不少意見和建議。會後，李政耀向各校代表們稱鍾明為「學賑會的參謀長」，還說：「有了他的幫助，工作就放心了。」從此，原來團結在鍾明周圍的一群青少年學生都參加了學賑會，同各校代表和積極分子一起工作。鍾明在香港學賑會雖然沒有擔任高層的領導職務，但卻是群眾公認的學賑會創始人之一，實際上他肩負了與李政耀共同領導香港學生救亡運動的重任[12]。鍾明在學賑會出任組部計劃股股長，負責草擬制定各時期工作和重大活動的計劃[13]。中共在學賬會成立黨支部，書記為鍾明。
鐘明曾用名鐘子鳴，廣東省惠陽縣（今深圳市）人。1936年11月加入中共。1927年至1938年6月在香港小學、香港油麻地官立學校、英皇書院學習。1935年至1936年自發組織晨鐘體育社、課餘社、新生社並任社長。1936年6月參加秘密香港抗日救國會，任九龍區負責人之一，組織秘密香港學生救國會並任會長，參加秘密香港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執行委員。1937年任中共香港學生支部書記。同年5月至1938年10月任中共香港市工委青年部部長、中共香港市委青年部部長。1938年10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共粵東南特委青年部部長、中共粵東南特委直屬九龍區區委書記。1939年11月在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會議上被選為黨的七大候補代表。1945年經上海秘密返回香港。1946年至1948年初任中共廣州地區特派員。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任中共香港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亦稱港粵城工委）副書記，分管廣東內地城市工作，仍兼廣州市地下黨總特派員（市委書記）。中共建政後，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委副書記，於2003逝世終年84歲。
女學團團長梁柯平是中共黨員，團內還有五六名黨員。因此，中共香港黨組織在向上級滙報時，不無自豪地說:「女學團是在黨的領導與計劃下建立起來的」。1938年至1939年間，中共還在梅芳女中、正風女校分別建立支部，兩校各有4名黨員；麗澤女中和陶秀女中則各有兩名黨員。由於中共黨員在香港學賑會中擔任要職，並且不斷在學賑會積極分子中發展黨員，學賑會成為中共開展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週邊組織，「香港學生籌賑會的成立，都能在黨把握之下工作的」。雖然到1941年，國共兩黨加強對學賑會控制權的爭奪，最終導致學賑會的分裂，但是中共已經在香港學生當中組建起迎接未來鬥爭的年輕力量[14]。
學賑會的積極分子有英華書院關若蘭（？）、聖保祿女書院黃雯茵（？）、華僑中學何敏柏（？）、華夏學院謝裕德（？）、華僑中學雷超志（？）、華僑中學陳一民（？）、華南中學伍慶霖（？）、麗澤女中梁柯平、清華書院黃文謙（？）、聖士提反女書院傅惠芳（？）、華仁書院嚴振威（？）、英華中學黃冠球（？）、聖約瑟書院馮景範（？）、陶秀女中的何秀雲、聖類斯曾沃濤（？）、西南女中袁惠慈（張越，？）、以及謝安（？）、尹道明（？）、雷曉天（雷福棠，？）、南方書院楊德元、黃飛（黃士傑、1921-1948）、陳浩然（？）、關晃明、李錦光、李錦輝、葉子良（？）[15]、庇理羅士女書院代表林展（1920-2003），梅芳女中代表陳家賢（1888-1953）、陳達明（梁瑞琨，1919-？）、英皇書院胡文瀚、英皇書院林瑞源等。
學賑會積極分子加入中共的有林展、梁柯平、楊德元、關晃明、何秀雲、林家曜、雷超志、方蘭、陳達明、雷曉天、黎秀瓊、符夫等。一些學生領袖後來參加了東江縱隊游擊隊，有些還成為了獨當一面的抗日軍政負責人。
香港國民黨負責人吳鐵城（1888-1953），計劃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學校發展黨員，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國民黨控制的學校向學賑會主席施壓，警告他「不要受共產黨的影響」，甚至迫使華夏學院校方登報撤銷學賑會副主席謝裕德的代表資格。他受國民黨控制的學校也撤銷一些進步學生的代表資格。如秘書長陳達明等。
學賑會內國共兩黨的支持者討論工作時，經常爭吵，李政耀、黎民悅無可奈何，進步同學以女學團、兒童團和讀書會3個組織的名義，登報公開退出學賑會[16]，在政治紛爭下，學賑會日漸式微
1938年8月，世界學生聯合會在美國紐約舉行世界青年和平大會。經全港學生代表大會通過，李政耀代表香港學生，作為中國學生代表團的一員，出席世界青年大會。參加這次世界青年大會的有50餘國代表，共700餘人，會上簽訂了《華沙和平公約》，各國的學生議決齊心為世界和平而奮鬥。
這時，國民黨動員10間學校召開代表會，出席代表共有20人，根據學賑會管理財政數目不清，指責中共黨籍的學賑會幹部貪污，在改組和選舉出席世聯代表時，拉攏了1位中共黨籍的學賑會代表出面，攻擊另一位中共黨籍的幹部，使他束手無策，他們在選舉中落敗。親共派立即清理賬目，以個人名義賠償欠款，但否認貪污[17]。
（完）
梁寶龍
03.02.2017
[1]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60-62頁。
[2]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79頁。
[3]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79頁。
[4]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65頁。
[5]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80-182頁。
[6] 〈學生賑濟會女學團昨成立〉，載：方駿等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2006，第303頁，引：《大公報》， 1939年6月19日，第426頁；引：《星島日報》，1948年11月21日。梁柯平：〈香港港學生的抗日行動〉，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67-69頁。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111頁。
[7]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2005，第99頁。
[8] 陳敬堂著：《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香港：中華，2014，第179-180頁。
[9] 梁植穎：《英皇書院師生》，香港，明報，2013，第42-44頁。
[10] 梁柯平：〈香港學生的抗日行動〉，載：陳敬堂等編：《香港抗戰》，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4，第69頁。
[11] 〈“六遊”政訓室的中共特別支部〉，載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4/19/557906.shtml；載《中山文史》，第47輯；
[12]《鍾明同志與香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載http://www.zggzds.gov.cn/bizdesk/hangwu/ArticlesAction.do?dispatch=viewA...。
[13]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2005，第63頁。
[14] 莫世祥：〈抗戰初期中共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5]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會有限公司、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司，2005，第67頁。
[16] 梁柯平著：《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香港各界紀念抗戰活動籌委會，2005，第156-157頁。
[17] 張文彬：〈廣東工作綜合報告〉1938年，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1988，第201頁。
圖片來自梁植穎：《英皇書院師生──133載愛國愛港情懷》，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增訂本，2013，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