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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aniel Blake 沉默的爆發,零聲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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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aniel Blake 沉默的爆發,零聲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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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尾聲,在洗手間內,男主角心臟病發,返魂乏術。但幾十秒之前,他正在面臨人生中或許最重要的上訴得直,縱然僅僅是一個就業支助津貼(Employment and Support Allowance)。我形容這一幕是電影中最沉默的爆發,一個公民所犧牲的,最後只能是他的生命。

《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一戲由英國導演堅盧治(Ken Loach)執導,風格一貫平實無華,但制度逼人至死的瘋狂,表達得明顯。男主角Daniel Blake因心臟病停工,醫生建議暫時休息。膝下無兒女的他,只好申請就業支助津貼,結果被拒。他唯有申請另一津貼,怎料遇上百般刁難,職員先是要不黯電腦的男主角網上填表格,再要求他參與寫履歷表的工作坊。稍有辯駁不從,動輒把申請者交去制裁程序。故事交代了Daniel Blake如何在求職中心與其他部門斡旋,與飾演單親媽媽,被職員因按本子辦事而趕出去的女主角Katie同病相連,生活上互相扶持。

就業津貼?失業援助金?

這的確是一個制度殺人的故事。一個在社會需要援助的人,忠厚老實,交足稅幾十年,一等一良好公民,到頭來輸給一個工作能力測試(Work Capability Assessment)。有醫生證明患上心臟病而不宜開工又怎樣?單憑一個「專業醫護人員」加一張計分表就可扳倒你。達15分才是獲得津貼的基本條件,測試得12分,Daniel Blake 不服,花了55分鐘才撥通熱線,卻與接線人員在上訴程序的爭拗上無限輪迴。他懊惱地問了一句「我們是活在同一個時空嗎?」,不少觀眾竊笑,實情是反映津貼申請的程序多荒謬。未竟,他踩上門,卻被職員塘塞說要以網上申請,最後更被保安趕出去,而主管還在一旁稱「我是為了讓事情更順利!」。

自90年代起,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慢慢調整工作與福利的關係,主要方向為實行「不承擔責任就沒有權利」。即是說,縱然福利是每個人的權利,但作為公民也要盡義務自立。其後英政府為五種失業者制訂計畫,提供救濟金外,也要確保他們盡力求職。

Daniel Blake 申請的叫就業支助津貼(Employment and Support Allowance)(註1),該津貼適用於因長期疾病或殘疾而無法工作或難以找工作的英國公民。申請之先必先通過一個工作能力測試(Work Capability Assessment)。所謂的測試,是要看申請者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無法工作,透過詢開十七項動作能否完成(亦即電影開場的對話)從而計算得分。若像男主角的情況下,便無法以身體殘疾或心理疾患的項目而得分。事實上,這項測試長久招人詬病,大部份真正需要援助的人被篩選掉,很高的上訴成功率也充份反映該測試審核的客觀性受質疑(註2)。當津貼申請被拒,也就意味著政府認為你「尚有能力工作」,要不轉投申請求職者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要不考慮遙遙無期的上訴。

電影裏面,是質疑整個福利制度的問題。沒有意義的評核標準,只用分數來衡量每個人不同的處境。Katie因人生路不熟而遲到,卻因此被職員把個案交往裁判官。去掉人性化的管理系統與流程,加上人的自我異化,求職中心的主管、職員與保安甚至配合整個系統運作,認為那些求助的人徒添混亂,破壞秩序。然而電影中便利店老闆與求職中心的一個職員對Katie與Daniel Blake的寬容與關懷,反映體制內,人縱然是政府/行政機關的爪牙,但也是最有機會能鬆動制度的力量。

制度殺人 但諸眾救人

電影情節也放於Daniel Blake與Katie一家的相處。導演批評去人性化的福利制度審查,但更著墨於在體制內弱勢之間如何組織強韌的力量與之對抗。Daniel Blake為Katie一家修理水喉,照顧孩子,雖不能為她解決燃眉之急,但這些關懷與扶助卻是成為互相支撐的力量。當Daniel Blake實踐了一次公民抗命之後,他躲在屋子裏不見人。Katie的女兒走來,問他「為甚麼不願意讓我們幫助你」。日常中我們不易看見弱勢走在一起,或因怯於開口,或因缺乏渠道。電影中,我更覺得導演是回到最初,細緻地訴說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懷。這種關懷得以把人集結,形成組織,催生堅實的力量,構成與制度抗衡的可能。

Daniel Blake的故事被放大,我們同情他的遭遇,我們為僵化的制度感到憤怒。然而每個發達社會裏有多少個Daniel Blake未被訴說?回到香港,有感關於弱勢人士的議題往往被移花接木,變成一種族群對立或「經濟人」的話語,當我們看見報章,指責新移民裝窮搏同情,蠶食香港社會資源;綜援人士不努力工作、不自食其力云云。他們的故事未被了解,反而被本質化的族群對立論述輕輕蓋過。我們想像他們是貪圖資源的社會毒瘤,卻沒有想像他們真實遭遇的境況是如何。其實,如Daniel Blake說,我只是一個公民。面對被污名化的社會援助者,我們能否去除對他們先入為主的看法,重新審視到底是人的問題,還是制度的荒謬?

註釋

註1

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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