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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香港政府近年體育政策確令體育界人心惶惶。梁振英昔日一句「體育界沒有經濟貢獻」，固然令體壇中人嚇破膽子，到現在，政府又向灣仔體育場動刀了，豈能不教市民憂慮。
近年社會各界都對政府的體育政策提出過尖銳批評，筆者是次想提出的，是政府心態問題，抱守残缺，當中國各大城市積極把體育事業隨國家政策走出去的時候，香港卻慢慢退下來，由昔日亞洲體育界龍頭，到今天偏安一隅，實教人可惜，也令香港體育事業失去很多國際機遇。
香港昔日曾活躍國際體育事業
昔日，香港體育成就斐然，以足球為例，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有遠東足球王國的美譽，近年很多民間學者、傳媒也陸續發掘當年香港球壇往事。
除了成績彪炳，香港在也積極推動亞洲體育發展。亞洲足協與亞洲盃的誕生，其實與香港甚有淵源。亞洲足協於1954年馬尼拉亞運會進行間成立，香港不單是亞洲足協的創會成員，時任香港足總會長羅文錦更是亞洲足協創會會長，中國球王李惠堂則擔任司庫。在1958年以前，亞洲足協會長更一直由香港足總會長兼任。1956年，在李惠堂極力游說香港足總各成員下，香港首度舉辦亞洲盃足球賽，更是創下亞洲足球新的一頁。
香港除了一度領導亞洲男子足運，香港也極力替足球事業開拓新域。1968年，正當女子足球一直不被重視的時候，香港著名女班主陳瑤琴便參與創立亞洲女子足球聯合會，並擔任主席，到其後，1984年，女子足球聯合會合併至亞洲足協旗下的女子足球委員會，陳瑤琴也一直擔任委員會主席至2002年，領導亞洲女足發展逾30年。在首七屆女子亞洲盃，香港便主辦了四屆。除了女子足球，香港也在早年協助推動五人足球發展。國際足協1989年接管五人足球，並在同年首次在荷蘭舉辦五人足球世界盃。在四年後，香港便申辦了第二屆五人足球世界盃，16隊來自五大洲的勁旅在紅館和九龍公園競技。
除了足球外，香港也大力鼓吹各項體育發展。其中最聞名的例子，莫過於1976年首辦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賽事由當時香港欖球總會主席艾化史密夫倡議舉辦。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不單成為香港的年度盛事，吸引大量旅客，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成功，也令後來不少國家陸續仿傚，最終在1999年，國際欖球總會把各項賽事統合，成為今天的世界七人欖球巡迴賽。
中國城市都走出去了，香港能跟得上嗎
套用全球治理這一個近年很普遍的國際外交用語，其實國際社會自上世紀已建立了全球體育治理網絡。國際體育組織的誕生，如國際奧委會、國際足協，輔以各種司法工具，如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及林林總總的典章規條，使全球體育發展走向系統化和一體化。國際體育組織會制定專業規則和道德規範，著力解決跨國問題，如近年受關注的禁藥問題。同時，體育賽事轉播和各大企業的商業贊助，帶來了龐大資金，國際體育組織會運用資源，再投放體育發展，特別是一些較弱勢的項目和地區。
參與全球治理，是軟實力的展現，也促進與各國的技術交流，由體育行政、政策規劃，更重要是鼓舞本土體育發展的，展示政府對行業的重視。舉辦與全球治理緊緊扣連的體育盛事，既能帶來經濟收益，亦能凝聚社會。
千禧年後，中國各大城市，都大力投入全球體育事業，更特別熱衷申辦大型體育賽事。中國近代最重要的體育大事當然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香港主要競爭對手上海，更成為中國體育之都，自2004年起，舉辦國際一級方程式賽事；2005年，創辦田徑鑽石聯賽上海站，2009年首辦網球大師賽。2007年協辦女子足球世界盃；2011年也主辦了世界游泳錦標賽。單是2014一年，上海便主辦了28項國際賽事。除了上海以外，其他中國一、二線城市也不甘後人，廣州主辦2010年亞運。深圳於2011年申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相反，香港自90年代起，便愈來愈少參與國際體育。千禧年，香港不敵多哈，申亞失敗，固然婉惜後，便數到2009年首次主辦東亞運，香港鮮有吹起運動熱，以及每年一度的國際七人欖球賽。
香港其實大有本錢申辦國際體育盛事，以前文提到的亞洲盃為例，中國2004舉辦的那一屆也只用了四個球場，他日啟德體育城若果落成，香港未必無法應付，也可考慮借用鄰近城市如澳門和深圳的場地。 另一項更容易處理是每年一度的世界冠軍球會盃賽事，每屆賽場只需用上約兩個頂級足球場，便能邀請到六大洲的冠軍球隊來港競賽。
推廣小眾、創新運動方面，香港更可有大作為，七十年代，香港可以想到國際七人欖球賽，可以領導亞洲女足發展，到今天又有什麼不可能。忽發其想，曹星如成為了超蠅量級世界第一後，香港可否領導超蠅量級、蠅量級、雛量級等輕重量級別拳賽的發展（這些級別在西方未受重視）？香港板球隊近年位列全球頭十，也是兩岸三地唯一的國際板總准會員，香港又可否更進一步推動東亞板球事業？當然還有壁球、馬術、保齡……無數的可能！
作者為新媒體outside.hk成員
文章原刊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7年2月13日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