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司陳茂波於2月22日宣讀了2017年的財政預算案，也是梁振英政府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五年前，梁振英競逐特首時刻意努力經營親基層形象。香港市民曾期望梁振英上台後能決心改善貧富懸殊和大幅度改善民生。但梁振英任內一再走數，令市民極為失望。就算陳茂波取代了曾俊華制訂這份財政預算案，亦不見得為社會帶來有意義的進步。
「曾」規「陳」隨益富人 無助基層斷窮根
如往年一樣，現屆政府大幅低估了收入，於是又出現高達928億龐大盈餘。過去曾俊華喜歡以一次性的「派糖」措施以回應在龐大盈餘下各界的民生訴求。我們認為這招數是極不負責任的。無可否認，派糖或有紓解民困的短期效果，但是否所有的「派糖」措施都合適呢？試問坐擁大量物業的大業主（當中不少是大財團）真的需要寬免差餉？難道大企業和高收入群體有需要交少點利得稅和薪俸稅？陳茂波今次的「派糖」措施和過去沒有太大分別。差餉、薪俸稅和利得稅寬免後，政府將少收約290億元，而針對長者和其他弱勢社群的「糖」如額外的綜援金、生果金、長者生活津、低津等，其實只是令開支增加36億元。過去政府9年累計派糖金額高達2,916億元，但對於改善香港的貧富懸殊及人口老化的問題毫無幫助。「派糖」措施的主要受惠者只是社會上經濟條件較好的一群。
「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由十多個關注社會政策與公共財政關係的團體組成，我們認為，與其政府每年提出一次性措施，何不認認真真在各民生項目增加經常性開支，集中改善中下層市民的生活質素。根據政府統計數據，梁振英上任的2012年，政策介入後（恒常現金）的貧窮人口數字約為102萬人（15.2%）。即使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後，到2015年，政策介入後（恒常現金）的貧窮人口數字仍高達97萬人（14.3%），而長者貧窮人口更不跌反升至31萬人（30.1%），而退休人士、單親家庭、照顧者這些群體的生活困難問題就更被漠視。
服務私營令問題惡化 財政持須稅制改革
政府和民間都認為面對人口老化會為香港帶來不少挑戰。但政府卻以引入市場力量回應此挑戰。例如在安老服務推行服務券、在醫療上鼓勵更多人離開公營體系，改為光顧私家醫生/醫院。我們認為這個方向是完全錯誤的。市場邏輯是利潤至上，它與市民的基本權利往往出現衝突，近年多宗私營院舍相關的醜聞就是例子。因此，負責任的政府在回應人口老化時應切實作出財政承擔以應付安老和醫療的需求，而不是繼續推動相關的私營化政策。而近年每年上百億計的盈餘根本就應是政府直接回應未來人口老化的重要本錢。只可惜無論是曾俊華還是陳茂波，都缺乏這樣的視野。
政府明知民生困苦和人口老化會帶來更多服務需求，卻一直不願在相關政策範疇大幅增加經常性開支。陳茂波在這份演辭中提到：「在推出新措施、承擔新的經常性開支時，必須確保有關開支長遠在財政上可持續承擔。」我們不一定反對這說法，但與其說政府不增加經常性開支是因為經常性收入不一定足夠，不如說是因為政府沒有決心向有錢人徵更多稅。
以「稅基狹窄」掩蓋稅制不公 能者多付稅增加「入息稅種」
現行的低稅政策的主要得益者正是香港的大商家。現時香港的利得稅率僅得16.5%，比新加坡還要低0.5%。而且香港的強積金供款中，僱主只需負擔員工薪金的5%。但根據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計劃，僱主卻要為55 歲或以下的員工供款薪金的17%。因此，就算我們接納香港要同新加坡進行稅務競賽這個前提，香港也絕對有相當多空間增加針對利潤上千萬以至上億公司的利得稅。
更重要的是，一個地方的競爭力如果過份依賴低稅制（低稅制的背後其實就是低福利），那根本就是鬥賤而已。所以如果地域競爭是無可避免，特區政府要做的就應該是積極發展能製造充足製業機會的產業。誠然，今屆的預算案也提及成立「再工業化」委員會，以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並會研究就支持創新科技推行稅務優惠。但我們認為，要扭轉香港崇尚投機炒賣而不搞實業的風氣，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開徵資產增值稅。設立資產增值稅不但會減少資金用於投機炒賣的誘因，如果能考慮引入房屋空置稅或其他措施，也有助減低香港的居住成本。
事實上，對大企業來說，在選擇投資地點時，人才往往比稅制是更重要的考慮。而香港昂貴的居住成本，正正是香港難以吸引人才長住的一大主因。換句話說，如果政府真的希望香港能變得更加宜居和令民生改善，就不能將稅制改革視為洪水猛獸。可惜的是，雖然陳茂波聲稱會設立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成立「稅務政策組」，但這個政策組要處理的主要還是檢視香港稅制的國際競爭力和正視稅基狹窄的問題。眾所週知，政府所謂的「稅基狹窄」通常是指香港的中下層因為薪金太低而不用交稅，而不是指富人的主要收入——資產增值和股息——不用課稅。我們擔心，這個稅務政策組提出的建議反而會令到香港的財稅制度變得比今天的更加不公平，例如近日有特首參選人建議引入「累進利得稅」，內容卻只是減稅措施，而沒有增加大財團及富人在稅務上的承擔。我們認為該些建議不旦有機會引至庫房長遠財政不可持續，更有可能被政府利用作為藉口，指收入因有所減少而削減長遠的公共福利。
當然，要改善香港中下層的生活質素，不能單靠在財稅政策上加大財富再分配的力度。政府還要推動適當養老、安老及勞工等政策。例如透過推行全民養老金、大幅增加對托兒、院舍服務的承擔、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以提升勞方的議價能力及將最低工資改為一年一檢和立法規管工時。經過梁振英政府最後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後，我們以肯定梁振英政府不能做到以上的種種政策。近年社會上的撕裂，其根源不單純來自政治議題，也來自階級不平等。下任政府就算能在政治議題上「休養生息」，如果不能好好處理民生問題，最後也必然會被港人所唾棄。
由十五個民間團體在2014年發起的「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成員關注不同議題，包括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房屋權益、反對私有化及商品化、關注基層勞工、護老、殘障人士權益。「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旨在關注日益嚴重的結構性貧富懸殊及傾斜大資本的財經政策，要求政府必須考慮長遠的發展和社會投資，改革不公義的稅制，為香港的未來謀求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