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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樂文

台漂港人。學業工作皆與文學打交道,其實最愛文化政治,最怕讀小說。 網誌

生活

《我,不低頭》,新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

《我,不低頭》,新自由主義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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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食其力、安分守己的模範公民,如何被國家一步一步趕上絶路?康城金棕櫚電影《我,不低頭》(I, Daniel Blake)中,Dave Johns 飾演的男主角Daniel Blake是一位資深的建築工人,在臨近退休之際突然心臟病發,醫生診斷為「暫不適宜工作」而必須在家休養。「手停口停」,沒有工作生活自然無以為計,Daniel不願接受同儕的幫助,遂向政府申請生活補助以維持靜養期間的基本開銷,過程卻處處碰釘,由填寫表格開始,官僚以各種繁文縟節、強人所難的行政程序將他的自尊徹底摧毀,最後驅逐到社會保障網絡以外自生自滅。

電影以樸素的方式將新自由主義下的生命政治展示出來。當新自由主義宣稱政府必須製造但不能干預市場,所謂的「去規管化」——從各個社會領域中抽身,讓資本進場,不過,國家權力從未由此消失,而是以另一種治理方式、另一套修辭,將社會碎片化後的個體玩弄於股掌。在新自由主義的體制下,個體只有一種身份——經濟人,不符合遊戲規則的將被驅逐到社會邊緣。當政府宣稱社會福利只會對最有需要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種種複雜的行政措施卻是將不合資格的個人驅逐到社會主流以外,過去作為社會矛盾調和緩衝的福利制度,如今弔詭地成為社會區隔的操作機制。

Daniel其實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中的理想公民——終其一生努力工作、自食其力,從不求政府協助,也拒絶「偷懶」,工傷後希望盡快復工。當他打算申請工傷補助,雖然醫生認為Daniel不適宜工作,政府卻派出既非醫生亦非護士的「醫務專業人員」,以電話訪談方式判斷Daniel可即時復工,因此並不符合工傷補助的申請資格。Daniel要求覆核,卻必須面臨漫長等候。福利署官員建議他改為申請失業援助,卻被迫接受一連串苛刻且不近人性的條件,如申領期間須不斷不找工作——更要提供各種紀錄,包括求職網站搜尋紀錄、剪報、僱主回信等,以證明自己已盡一切努力尋找工作。Daniel一度未能提供任何證明,官僚便判定他沒有盡力求職,違反了申領原則,勒令參加履歷寫作工作坊。

擁有四十多年工作經驗的Daniel求職從不靠紙本履歷,行內從未有人置疑,但政府的福利機構完全套用了企業的遊戲規則,要求所有申領援助者準備一份符合商業世界要求的履歷,作為「認真求職」之證明。電影中,工作坊的履歷導師就是一副典型商界成功人士的嘴臉,將面前的參加者都視為等待救濟的失敗者。新自由主義作為霸權,必然同時是一項文化計劃——以一套企業文化諸到各行各業,其他文化都是不理性、無助社會發展的,政府更積極參與其中,制定各種繁複的條例與程序,以其經濟化的邏輯規訓個體。

對Daniel來說,在工作坊上面對企業人尚且可以調侃一下作為抵抗,但問題不是沒人賞識他的工作經驗,而是因醫生的建議,即使有人願意聘用也不能應聘,所謂的「求職」只為履行申領補助之政策規定,在這制度下被逼「玩假」,徒具形式的行動更會招致情感的創傷。當他逐戶求職,終得園藝公司老闆賞識,致電Daniel告知脫穎而出,Daniel只能坦白婉拒,結果認真篩選應聘者履歷的老闆非常生氣,Daniel亦深感懊悔。倫理的短路,成為壓倒Daniel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決定親手終結這場泯滅人性的疲勞遊戲,奪回作為人的尊嚴。他回到福利署,聲明退出所有援助申請,只等工傷補助的覆核結果——這才是他最希望、亦最名正言順的社會補助。他在福利署的外牆用油漆噴上黑色大字,控訴失能的政府將他趕上絕路,雖被警察帶走,卻贏得路人的掌聲。

最後Daniel死了,就在他的律師告知有勝訴把握、覆核訴訟開庭前一刻,在洗手間心臟病發身亡。Daniel原本打算在法庭讀出的控訴,由他停工期間重遇的好友、單親媽媽 Katie在喪禮上代為讀出。控訴書的最後一句簡潔而有力:“I, Daniel Blake, am a citize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Thank you”(我,貝丹尼,是一個公民,不多不少,謝謝)。導演Ken Loach無意渲染悲情,Daniel放棄社會援助後由體制以外、同樣位處邊緣的人所挽救,Katie與一對子女成為Daniel的親人,共同度過生活的困頓,即使被無孔不入的新自由主義霸權所驅逐,生命仍可以倚靠最原初的人倫關係重拾尊嚴、抵抗體制,這是向來具有左翼關懷的獨立導演為現實留下的一道暖光。

原文刊於《關鍵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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