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裡就像 1980 年代的中國」開始
抵達古巴的第一天，滿街的老爺車和整修中的建築，彷彿把我們帶進另一個國度。
「這裡就像是 1980 年代的中國，」同行的旅伴小天對我說。
這一次，我和四個大陸人及一個香港人同行，我們利用加州大學的春假來到了古巴。這裡網路取之不易，但這趟與外界失聯的旅程，反而讓我們有機會更深入了解對方的生長背景，並討論被視為敏感的政治議題。唯有瞭解歷史，才能能力去擔負開創未來的責任。
在哈瓦那，觀光客和本地人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們的一頓飯 10CUC（大約 10 美金），是許多當地人一個月的薪水。記得頭一兩天我們繞遍了附近的街道，仍然找不到販賣牛奶和奶油等早餐的地方。接近傍晚時，許多人拿著糧票聚集在商店外頭排隊，因為政府的配額根本不足以支撐生活。
Airbnb 的屋主 Barbara 告訴我們：在古巴，人們透過黑市取得不同資源，從電器傢俱到網路娛樂應有盡有，黑市遊走於法律邊界，卻能夠因應社會所需而蓬勃發展。
「走在街頭，你會聽見人民抱怨社會，但沒有人會去真正做些什麼，」她說。在仍然實施共產主義的古巴，訊息不容易取得，但對外並非完全封鎖，年輕一代想要的更多，計畫著離開這個國度。
前往古巴革命紀念館的路上，我說我不懂共產政府是如何決定人民糧食和日常用品配額的。
一向有話直說，善於嘲諷的 David 接話：「因為他們自稱是民主的，代表人民，但實際上根本只有少數人在決定大眾生死。」
自從卡斯楚退位後，古巴政策逐漸放寬，人民可以較自由地出境，但它仍然保留了共產主義時代的色彩。「在卡斯楚的統治下，雖是採行共產主義，幾十年來社會至少是穩定的。」谷哥比較起中國，對我說道。
卡斯楚本身就是個傳奇，自 1950 年代和切 ‧ 格瓦拉領導古巴革命以來，逃過美國無數次暗殺，也在豬玀灣事件中重挫美軍。在 1985 年的雜誌訪問中，卡斯楚被問到：「對於美國總統雷根形容他為獨裁者有何看法？」他停頓了一下，回答道：「如果他的權力包括以民主之名開啟核武戰爭，那你告訴我，誰才是真正的獨裁者？」
香港來的 Coco 說，博物館中較少看到對於切 ‧ 格瓦拉的敘述，主要都是卡斯楚。在其中一張照片中，卡斯楚站在中間顯眼的位置、高舉右手，意氣風發的姿勢蓋過身旁的格瓦拉。
「歷史都是 narration，掌權者撰寫自己的故事。」David 說。
「我爸從小告訴我不要相信共產黨」，談談中國的禁忌
聊著聊著，中國大陸來的他們談到了自己國家，那段曾經被忽略的歷史。
「我爸從小就告訴我不要相信共產黨，他們說的沒一句是真的，」一向安靜的 Mike 說道，「他大饑荒時期可是挨過餓的。」
1960 年代大饑荒時期，死了超過 4,000 萬人，Mike 的祖父母曾為國民黨立過功，在中共掌權後不太好過，但還不算是最糟的，因為還有玉米可以吃。
「我爸親口對我說，當年有一次他到鄰居家，發現對方全家人一動也不動，全都活活餓死了，」Mike 說。
「那時甚至有個說法，兩家人會交換吃對方的小孩。」谷哥說。
「大饑荒三年算什麼，在那之前我爸媽早就餓了好幾年了，」小天說。
人民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各地虛報糧食產量，只為了趕上中央立下遙不可及的目標。所謂的「超英趕美」，更是個不切實際的口號，「所以才說不能相信他們，內部運作完全是不透明的。」
文革時期，共產黨副主席林彪在一夕之間就被中央當作叛徒，在政治的遊戲裡沒有所謂對與錯，只有權力爭奪，真相也不過是鬥爭後贏家的藉口。
「是因為你們在古巴才敢這樣談這件事吧。」Coco 說。
「是的，我就是這樣沒用。」David 半開玩笑地回答她。
他們問我歷史課本怎麼教關於國共內戰，我說那時候讀到西安事變時很生氣，如果張學良沒有挾持蔣介石，而蔣介石回南方後沒有聽他的話對日本抗戰，現在中國會完全不一樣。共產黨當時苟延殘喘，正是抗戰的八年讓他們有機會養精蓄銳。「我記得當時有個口號，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我說。
「聽聽看中共怎麼說，」谷哥說，「我們拆電線，偷點東西是『全面抗戰』，而國民黨在前線打個半死則是『片面抗日』。」抗戰前共產黨只有四萬人，結束後卻有一百萬人，國民黨戰前四百多萬人，抗戰後則是兩百萬人。看看這個人數就可知共產黨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
在古巴歷史中，格瓦拉是個真正的革命者，古巴革命成功後他不要權力和富貴，繼續在第三世界對帝國主義進行游擊戰爭，而後被殺害。
或許就如 David 所說的，歷史上真正的革命者或「好人」都沒有好下場。「你看看毛澤東、史達林，還有你討厭的張學良，相對之下活得多好，死得多安詳。別想要『拯救人民』了，當個壞人才有機會好好活下去。」雖然半帶點玩笑，卻也十分正確。
「如果當時是國民黨獲勝，你們覺得中國現在會有什麼不同？」我問他們。
國民黨當時也有自己內部的問題，官僚腐敗和行政效率低落，許多高官都涉及其中，蔣介石自己也曾說過，整肅不整肅都是兩難，一個是亡黨，一個是亡國。
雖說共產黨初期沒這問題，幾年後組織龐大起來依舊面臨同樣的腐敗。「但不管怎麼說，國民黨不會犯下相同的錯誤。中國不會經歷文革和二、三十年的動亂和經濟停頓吧，」谷哥回答。
「感謝你們拿走了故宮的文物，不然可能全都被摧毀了，」他笑了笑。
「只有共產主義，才有可能讓蘇聯做出在西伯利亞種玉米這種愚笨的政策。」小天說。不過看看現在社會，民主也有它的問題。美國以它悠久的民主傳統為傲，但現在卻演變成一座座的閃閃發亮的 Trump Tower。
大陸民間逐漸醞釀著言論自由，中央電視台的每日宣傳節目新聞聯播，如今是許多人茶餘飯後的笑話。
「我們都笑說這節目有個套路，頭十分鐘是中央官員的行程報告，中間是國外人民如何身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最後則是以國內科技經濟蓬勃發展，土地一片欣欣向榮做結束，」David 說。
我則是笑笑告訴他們，台灣的媒體也沒多好，你每天看來看去，都是罵政府、八卦新聞、行車紀錄器畫面，和「偶爾」不知所云的記者。有次我中午吃飯整整一小時，就不斷看著車禍重播畫面。
我對臺灣的反思
在古巴這個共產主義的國度，我們一行人卻反而有了自由和輕鬆的心情，去開這些玩笑和批評我們各自的政府。
有那麼一刻，這種自由讓我感到自在。民主自由讓人民毫無恐懼地說出想法，但當人們並不珍惜這樣的權利時，也有可能帶向另一種混亂。
我想起台灣，人們可以暢所欲言，但言論自由有時卻演變成另一種虛無。
我們批評、謾罵、挑戰權威，但我們不懂得向前走。
人們不見未來，因為就算我們對社會有所不滿，生活依舊過得去。
自由讓我們可以用言語宣洩不滿，但發洩後卻回到我們原本的生活，看不見自己有能力去改變些什麼。
台灣的環境很糟嗎？它有它的缺點，經濟也不如以往，但我看見的是，年輕人必須靠自己跳脫社會的框架，而不是指望著政府能夠做些什麼。
反觀香港，這是個不斷強迫人們向前衝的地方，我們說香港人「現實」，那是因為他們不得不如此。為了生存，龐大壓力下香港學生必須訓練自己成為有競爭能力，能更侃侃而談的樣子。
至於一起來古巴的大陸朋友，我反而看見他們的自信。政府可以限制言論，但限制不了他們的想法和求知慾。因為對自己文化歷史有深厚理解，所以才能夠批評、能夠反思、能說出對於大陸社會的觀察。
生活在大陸和香港，這些年輕人在令人失望的政治環境中，卻學會了找到自己目標，用自己的語言去發聲。
如果我們始終以「封閉」、「缺乏自由」和「沒水準」來劃清與對方的界線，將會看不見自己的停滯不前。
歷史對於我們年輕一代的意義是什麼？所謂的國，所謂的家，在一次次人與人的分離與相遇之中，逐漸有所不同。
不變的是歷史，改變的是包容和接納。看著兩岸三地年輕一代的我們，我感受到可能性。透過交流和反思，我們有機會去創造一個不同的社會，一個了解過去是無法阻擋的歷史洪流，但願意用未來去聆聽的社會。
離開古巴前，我們問了 Barbara 認為古巴會變成什麼模樣，她說她很樂觀。
「Hope is the only thing we have.」她告訴我們。
希望讓人有動力邁向未來，但我們有的不只是希望，還有更大的一股責任感。
往機場的路上，總算如願搭上福特老爺車。微風吹拂，豔陽高照在這個曾經與世隔絕的國度。回憶終將成為歷史，淡失在時間之中，但這段友誼讓旅程走過的每一步路，說過的每一句話，都有了不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