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60年代Moses將曼克頓一分為二的高速公路興建計劃，後來在群眾壓力下終止興建
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健康空氣行動社區關係經理）
復活假時看了一部紀錄片（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勾劃一位師奶如何讓美國城市規劃重生的故事。
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國城市規劃，主要面臨都市更新的問題─城市有大量的貧民窟及破舊的建築。當時主導整個更新計劃的，是在紐約市如神一般存在的摩斯（Robert Moses）。他其中的一句名言，就是認為貧民窟及破舊的建築，通通都是癌細胞，只有把之割除，城市才得以更生。
在整個五十年代，美國城市規劃大抵就是摩斯的天下：大量的舊建築被連根拔起，不斷在近郊興建「新市鎮」，各種各樣的公營房屋計劃，以供低收入群體及無家可歸的人入住。
摩斯不單「好打得」，更被發展商及汽車商視為寵兒：他認為反對清除舊建築的人，只要給予足夠的賠償就可以「處理掉」；他主導的各項高速公路興建計劃，更讓他獲得由通用汽車設立的城市規劃大獎，一時風頭無兩。
摩斯也許沒有想到，他為疏導交通而興建的第五大道延伸，以貫穿華盛頓廣場公園的計劃，會遭到一班師奶阻止。
其中一位師奶，正正是鼎鼎大名的雅布斯（Jane Jacobs）。
沒有規劃學位，在《建築論壇》擔任副主編的雅布斯，認為城市的複雜性並非完全隨機；相反的，城市是一個有組織的複雜有機體。當時「正統」的規劃學派，一直視城市為沒有組織的複雜問題。以摩斯為代表，他們認為要解決城市問題，只能把其沒有組織的複雜性，以統計簡化並重新建立秩序。他們之所以要在遠離城市的市郊，興建大量自給自足的市鎮，原因就是他們認為城市規劃，往往可以化約成人口與工作數量兩個變項的交互影響。
雅布斯具革命性的意念，就是不再認為城市可以如此被設計─例如對交通的看法，摩斯認為只有透過興建更多的高速公路，才可以解決交通擠塞，這是柯比意光輝城市的終極體驗。不過，在雅布斯以至一眾當地居民看來，要清拆公園、清拆商店來遷就汽車移動的做法，本身就十分荒謬。有民眾甚至在公聽會直言（大意），「我商店門口就已經有馬路，再興建那麼多的高速公路有什麼用？」
這項抗爭持續了接近十年。雅布斯在1968年的聽證會中，因阻止書記紀錄被警方控告「煽動暴亂罪」，其後她移居多倫多，但摩斯的計劃在強大的公眾壓力下，已經沒有辦法再開展。
雅布斯之所以反對興建高速公路，是因為興建高速公路往往會把一個活生生的社區割裂為兩個互不關聯的部分。她認為城市繁盛的基礎，在於如何產生多樣性；而城市產生多樣性的條件，就在於充滿活力、相互關聯的社區和街道，過多的汽車與高速公路會慢慢侵蝕城市，令街道不論是在景觀還是在功能上都變得單一，被破壞掉的城市多樣性，才是一個城市沒落的主要肇因。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大半年前討論香港步行城市願景之時，曾引用過雅布斯的名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來說明步行與城市安全之間的關係：安全的城市讓人放心步行；反之，一個能夠便利步行的城市，也往往是安全的。
如果她能夠再看得仔細一些，便會了解雅布斯之所以要講安全問題，是因為當年美國進行大幅度的市區清拆，以至於在市郊興建大量公營房屋的計劃，反而令城市形成更多的貧民窟，和產生更多的罪案。究其原因，是大量的高速公路把城市割裂成互不相連的社區，出入只能靠駕駛汽車，令社區變得不可步行，街道上人煙稀少，以致社區的社會資本不足，小朋友與長者均不敢出街外行走。
這種規模的市區清拆以至市郊零散規劃，正不斷地在香港上演。天水圍，一個林鄭月娥女士稱之為圍城的地方，正在不斷地被複製：在新界北、在東大嶼，以及無數被稱為睡房城市的地區，例如毫無街道生活的將軍澳。沒有街道生活、長時間的通勤與交通擠塞、割裂的社區環境，這是整體規劃的問題，並不是派幾隊社工隊，然後孤零零地在幾個割裂的公屋區開設一兩個家庭服務中心，就可以解決的。
香港人很習慣地把城市問題歸疚於新移民或者是塞車，但雅布斯提醒我們，更具破壞性的是無止境地興建割裂城市的高速公路。車多而為城市帶來的種種破壞，解決辦法絕非隔離汽車，而是如何減少汽車的主宰，和處理被汽車侵佔的、原先可以被兒童玩樂、進行各種遊戲的公共空間。
我們不只是需要房屋，更需要一個快樂的社區；香港人如此不快樂的原因，在於高昂的生活成本、封閉的社區、長時間的工作與通勤時間、難以達到的公共空間與日益被蠶食的鄉郊綠地。
快樂的城市設計，必然是回到人的尺度。
《香港2030+》提及去到2046年，全港七十年樓齡以上的私人樓宇單位，將會有326,000個之多。曾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女士，將會如何選擇都市更新的策略？是再走一次美國五零年代的舊路，成為另一個清拆之王 Moses，還是會汲取昔日教訓，切實履行集約型城市的願景？執筆之際正值雅布斯101歲冥壽，希望候任行政長官能夠好好讀一遍 Jane Jacobs，再思城規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