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本港房屋問題嚴重，劏房數目日益增多。根據〈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2015〉數字顯示，分間樓宇單位數目為88,800戶，較2年前大幅增加2萬多戶，居於劏房的人口達199,900人。
在舊區的社區工作中，過往集中以舊區重建或組織業主處理大廈維修為主，直至近年劏房數量按年上升，部份焦點避免不了落於舊區劏房的基層住戶之上。劏房戶絕大部分均是低收入人士或家庭，面對租金及租住權問題、水電費用濫收、環境安全及衛生等，對家庭關係及兒童成長都構成一定影響。然而，問題很大程度源自社會因素及房屋政策的不足所導致，從社區組織層面介入是有必要。
「隱世」街坊流轉性大，社區身份認同低
劏房住戶是「隱世」的一群，不少是早出晚歸工作或長時間照顧小朋友而脫節於社區。而且，與其他功能性社區（functional community）的對象如長者、少數族裔不同，難以以外表去分辨，街站一般難以接觸，因此「洗樓」是較有效的選擇。比較起公屋居民或私樓業主的組織，劏房戶的流轉性較大，這與2004年撤銷了租住權保障後漸趨向短租約有很大關係，普遍是一年的死約甚至更短，令組織者的介入更花力；「洗樓」接觸到的住戶，可能2個月後已經搬走；原本獨立單位，再訪是時可能已經分間為劏房，社區的變化可以很大，因此持續的洗樓是需要的。其次，劏房戶不少均有申請公屋，根據<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2015>數字顯示，46.8%劏房戶曾申請公屋。因此，劏房並非住戶的長遠居所，形成另一個高流轉性的因素，雖然普遍輪候時間為5至8年（房屋署2016年12月數字為4.7年）。
上述提到的流轉性，令劏房住戶的組織工作有別於一般私樓自住業主或公屋居民。私樓業主與公屋居民的居所相對穩定性較高，由於可預視的將來均會繼續居於區內，對自己社區的關注會較易投入，如屋邨互委會、法團組織關注大廈維修、區內衛生交通及社區設施等問題。劏房居民對社區歸屬感較難建立，但不是不能組織。
檢視過往劏房居民組織經驗，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
關係主導的組織──宏觀政策對居民持續影響
公屋供應嚴重滯後、私樓租務市場又沒有限制或支援的情況，均是大部分劏房住戶面對的共同困境。因此，透過此社會狀況及房策失衡的現象作介入，是能夠觸及到大部份劏房居民的需要。然而，雖然困境是「大眾化」，但由於面對的問題例如租金每年加，是持續性的，問題慢慢會「被消化」、「被適應」，因此即使每年仍然被加租或逼遷，由於是可預計的，相對地逼切性較低；即使個別住戶被逼遷，居民之間面對的逼切性亦不是同步。因此，此類組織起步並不容易。初期住屋的共同困境當然是介入的誘因。但理念以外，組織者與居民的關係，或者居民之間的結連，反而是「能否順利組織」更決定性的因素。前期組織較花時間，但亦相對較有空間做好意識提升的工作，因此組織亦較穩固。現時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西區被迫遷租客大會」為例，成立多年後難免因成員搬上公屋或搬離社區而流轉，新舊街坊交替下仍然可以繼續運作，除了共同理念外，源於關係建立下對組織的歸屬感。
目標主導的組織──社區事件引發即時危機
劏房戶不時面對突發危機，過往因業主收回單位或屋宇署頒令，而一口氣逼令十數至數十劏房戶短時間內搬走的例子屢見不鮮，當中亦曾短時間內衍生出不同居民組織。數年前「葵英大廈關注組」因72戶劏房戶被逼遷而組織起來，或荃灣榮豐工業大廈因禁制令而佔領屋宇署的工廈居民組織，就是其中例子；居民共同面對突發危機，「要安置」、「要賠償」等目標清晰，容易聚集、被組織，步伐亦可以很快。
易聚，亦易散。由於組織靠共同利益或理念組成，整個過程事工化，進程急促，難有足夠空間建立組織關係。事工成功固然理想，但無論結果目標（outcome goal）成功達到與否，被組織的目的單一，一但事件告一段落，一般都會因為失去繼續的原因而難以繼續，甚至在爭取過程中已經因個別要求被滿足而被逐一擊破。
然而，上述兩類組織並非二元相對，每一個組織均會受內外不同因素變化而影響發展，出現難以估計的結果。而無可否認的是，從過去數年以至可見未來，劏房等不適切居所衍生的居民組織，相信將會在房策倡議上，在房屋運動的歷史上留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