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中港關係培訓課程(五)——中國職場抗爭及港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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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關係培訓課程(五)——中國職場抗爭及港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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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朱江瑋
日期:2016年11月28日 
筆錄:周錦豪

要認識中國工人的抗爭,有很多的歷史背景大家需要有初步了解。假若我們抽空這些歷史脈絡,會限制我們理解現時中國工人抗爭的視野。因此本文會用一定程度的篇幅,去講述國內的經濟發展,當中涉及不少政治名詞和歷史脈絡的分析,讓大家能夠完整地認識現時的中國工人抗爭,並且建立對未來中國工運發展的想像。

「全盤蘇化」——製造工人當家假像 零勞資糾紛

1949年後,共產黨上台令整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雖然初期仍然有一些小資產階級、山寨廠等小規模的生產活動存在。但在1953年共產黨提出「全盤蘇化」,取消私有產權、市場經濟和引入蘇聯機器後,勞資糾紛就已經在中國內地絕跡。因為共產黨提出大部份的生產活動都已經由政府負責,所以工人本身就已經是這些生產活動的主人,國家只是從旁協助他們生產,是「保母」、「管家」的角色。不過事實上,國家全盤操控和擁有一切的生產程序和成果,美其名為「管家」,實質上是「當家」。因此即使後來中蘇交惡,蘇聯撤走一切對華支援後,中共依然保留蘇化後的制度。工人的身份即使仍然存在,在政府灌輸工人已經當家作主的觀念下,勞資糾紛已經不復存在,只餘下不斷發生的政治鬥爭。到1972年,中美關係解凍,中國以外債形式引入美國的舊機器,以嘗試整頓因文化大革命而陷入停滯的生產活動,但同時令中國政府陷入破產危機,因此有接下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國企下崗」——致千萬計工人失業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推行農村和城市改革,先在農村推行「包產到戶」,即農民與國家簽訂合約,將農業生產所得一部份上繳政府,之後剩餘的產出可以自由使用。到之後80年代城市改革一併推行後,就開始出現以「村」為單位集體擁有和營運的企業,一般認為這是民營化的第一步。不過當時的企業和資產依然以村的集體擁有制的形式存在,所以仍未有現代的勞資糾紛出現,而勞動成果分配的糾紛則以傳統的鄉村暴力形式解決。而改革開放的另一個重點,是率先設立深圳等四個地方為經濟特區。當時的深圳只是一片荒地,正好讓地方政府可以不受集體所有制影響,隨意撥地予廠商建廠,參考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發展特區內經濟。而去到93年南巡講話,建立分稅制,中央為解決地方政府在稅制改革後面對的收入不足問題,於是開放經濟特區以外的地方政府可以賣地建廠,吸引外資進駐設廠增加地方稅收。加上當時適逢國企改革,國企由「集體所有制」轉換成「國家所有制」,引發國企工人解僱潮,即當時的「國企下崗」,令數以百萬,甚或千萬計的國企工人失業,工人開始湧入廣東省一帶,而大量外資設廠正好承接這批失業的國企工人,國企以外的工人開始大量出現。去到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國內農民工的數字突破一億,並且市場化經濟活動擴展至全國後,工人與私營僱主的勞資糾紛才算是正式開始。

「本田罷工」——引發工廠鬥爭潮

2008年開始,國內的工人抗爭,當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工人鬥爭,開始零星發生,議題通常都是圍繞著工資和其他待遇問題。而這一波的抗爭潮去到高峰,是在2010年,當中標誌性的事件是南海本田汽車廠罷工。根據當時有參與罷工的工人描述,當時的工廠內吸引了一大批剛大專畢業的青年人進廠工作,每月人工卻只有五至六百元,令工人大感不滿。其中一名工人因此決定抱著辭職的覺悟,令工廠的生產線停頓。其他工人積累下來的不滿在生產線停頓的一刻爆發,最終釀成罷工。驟耳聽來好像非常隨意,但實際上這次工潮引發了一波工廠鬥爭潮,令工人與資方的分配矛盾全國性地爆發。當時的本田車廠工人更將廠內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幹部趕出罷工現場,由此可以看出工人對工資過低的怨氣非常嚴重,令他們有力量反抗一般被視為官方代表機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這次本田罷工亦令當時政府制定最低工資政策,並且確立社保等福利制度,本田工人的工資由當時每月約五百元,一口氣提升至現時每月約四、五千元人民幣。

經濟轉型——不信任中資致工潮

而新一輪的工人抗爭,是起源於2010年國內經濟開始轉型,工廠的訂單開始減少,並且因應沿海地區的人力和生產成本上升,廠方開始籌備遷廠至較為內陸地區,於是部份工廠開始減少接收訂單,令工人減少加班,影響收入,於是在2010年有關這方面的工潮開始零星出現。而廣東省政府近年大力推行名為「騰籠換鳥」的經濟轉型政策,要求省內的傳統人力密集式生產的工業撤出,而吸引高科技產業進駐,令大量的工廠珠三角一帶的工廠大規模遷移至內陸地區。去到2015年,與關廠、撤廠有關的工潮接連不斷發生,而工人的要求就由爭取工資上調,變成要求工廠支付拖欠的工資、社保和工人應得的遣散費。2015年後雖然有關撤廠的工潮開始減少,但仍然時有發生。2016年便相繼發生索尼、希捷和可口可樂等外資工廠撤資,工人要求資方先用遣散的方式結算工齡,再原職安置到撒資後的新公司,同時工人對中資企業接手工廠抱持強烈的不信任感,因而引發工潮。

結合工人與民主運動 打破幻想

參考不同國家的經驗,儘管現時中國的工人抗爭仍未發展到這個階段,但工人運動在未來的發展,有很大可能會與國內的民主運動互相結合。現實一點,在獨裁政權統治下,大部份群眾心裡明白制度的不穩定性很高,所以並不相信制度的公證性和所賦予的談判空間。他們心底裡明白現時中國的體制是「黨領導一切」,如果沒有「黨」的同意,他們的訴求除了透過鬥爭,就沒有可能得到談判的空間。因此國內有不少工人、群眾,會用上訪的形式處理糾紛,希望透過一個「包青天」來主持公道。只可惜中國的官場文化政治掛帥,根本沒有「包青天」的存在空間,於是開始對現況不抱任何幻想,選擇抗爭。參考外國的工人運動經驗也是如此,當工人意識到再也不能透過現時不穩的制度解決糾紛,工人運動就會與民主運動互相結連,以爭取建立一套尊重「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以一個相對公平的平台處理勞資爭議。工人運動是建立社會價值觀和道德的基礎,而現時內地工人運動的積弱,是源於內地社會的信任感,隨著改革開放和黨國體制的發展之下變得薄弱,因此工人運動並沒有進入組織層面的發展,未能成為公民社會最中堅的力量。

面對中共打壓 反抗成唯一出路

香港人近年面對中共政府逐漸增強的打壓和干預,民主回歸,即只要香港能夠堅守民主的制度和理念,透過身處外圍的香港以媒體、輿論等力量逐步影響中國,中國會隨著經濟發展和開放「自然」過渡至民主化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政治主張已經隨著「人大八三一」決定而宣佈落空。本土派的論調抬頭,主張透過中港區隔甚或獨立,明哲保身,將中共對香港的影響和操縱隔絕在「屏障」之外,以解決中港之間的矛盾。不過,當中共對兩地公民社會打壓的力度愈來愈強,除了順從,反抗就是唯一的出路。而撇開政治和運動的理想,中港兩地抗爭的連結實際上是一種生存需要的考慮。以香港為本位去考慮,中國在經濟、政治上影響香港的社會發展實際上是不能夠避免。儘管過往香港的發展得益於中國社會的衰敗,但這個歷史觀套用至現時我們身處的時空,實質上已經不合時宜,我們不能夠再依賴等待中國變好或「支爆」來改變現狀,只能夠以「民主」作為基調去抗爭。而「公平」與「分配公義」,這些獨立工會運動抱持的價值,必須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礎,透過民主分配政治權利和經濟成果的政治制度,去抗衡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對我們的壓榨,促成社會改革。

總結:容許犧牲的抗爭 須政治力量抗衡制度

以往香港的民主運動,是透過由上以下的「大佬意志」,將民主以外的訴求壓抑來勉強維繫。而另一方面,現時看似百花齊放的自發反抗運動,則與現時內地的工人罷工情況相類似,抗爭者之間毫無信任基礎,因此只會顧及自己的利益,容不下別人。在這樣兩面夾擊的情形下,香港的民主運動變得支離破碎,無法在有共識的情況下建立團結和組織,民主運動亦因此無法建立力量去抗衡黨國體制。勇武抗爭在沒有信任和團結的基礎之下,根本沒有空間容許犧牲的存在,所以會主張要「留下有用之軀」,去面對之後的「關鍵時刻」。要建立這種容許犧牲的信任,參考歐洲的經驗,首先是在工人群體之間形成,去帶動龐大的政治力量抗衡制度壓迫。因此要對抗中共的壓迫,透過團結兩地的工人抗爭,建立運動的內部民主和組織,以工人群體的力量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是香港人需要考慮的未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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