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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那響起的歌聲縈繞未散

那響起的歌聲縈繞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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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株洲公民2017

房慧真在一篇專訪中國藝術家徐冰的文章中,寫下這一幕:

一九八九年春天,徐冰的《天書》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引起轟動。但隔了不多久就是六月四日,「『六四』帶給你很大的震撼嗎?」「那當然是有呀,當然是有呀。」但重複了兩次之後,徐冰又像蚌殻般緊緊地闔嘴了。他絕非不在意,在堅冰似的外殻下,仍有著火焰在跳動,他曾寫到,「六四的時候,我收集了一輛鳳凰牌的自行車,平平扁扁,是被坦克壓扁的,現在我還留著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現實的一個說明物。」

這篇叫〈荒謬與真實〉的徐冰人物專訪,以描述一九九四年的《文化動物》開場。房慧真形容,《文化動物》「挑釁藝術的崇高與規矩,讓『文化人』不知所措。」這可是徐冰藝術作品在現代藝術上的效果所在。貫通整篇訪問,徐冰那對藝術的過份認真,仿似說著活在極度荒謬世界中的一種可能。我邊讀專訪邊在想,荒謬我(好像)知,但真實究竟是甚麼?當徐冰的《鳥飛了》賣出近七百萬人民幣的高價、獲得美國的麥克阿瑟天才獎、在體制內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的副院長,這種太容易被冠以通俗版「平庸之惡/惡之平庸」的現象下,唯一所能顯出真實的,大概是徐冰的老實,對藝術的執與狂。

一、擠壓一切的實用論:

在泛政治的年頭,魚蛋也能串出「革命」來,我們輕而易舉地見證到判斷力急速下滑的事情不斷發生。那二元的簡化思維大行其道:若不是政治無敵論,就是政治無用論,非此即彼,根本就只有立場宣示。若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中還能界分不同的民族主義,其中有好有壞的話;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大概就只有民族主義非常狹窄的一面:就是只剩「民族主義」四字。我甚至懷疑,在讀《想像的共同體》的人,或多或少無意識地犯上偏讀的毛病,以致閱讀結果只是一次便宜的拿來用用。

我們都不要輕看判斷力下滑是一回簡單事情,它應該也是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苛責小孩子偶一為之的過失,除非你是怪獸家長。所以揪心的那點,其實每每發生在一個個本來有識之士,受過高等教育,正正常常的人身上。這些人不是用自己的標準來度小孩子,而是用了「客觀」的社會價值來判斷孩子。這種客觀能賦予我們判斷一個人的權威。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不要想意識形態等同謊言。意識形態非關真相,它只談有效與無效。故此,何以清醒的人屢屢說出了真相仍不能為今天謊言/荒謬的社會撥亂反正,這不是因為真相不真,而是真相在這樣的處境下被宣告無效。只爭朝夕,依杖長時間才能建立的文明就無從談起,價值也容易旁落。

真相失敗了,變得無用。然而真相的真相,是否要跟效用相關才有它的價值呢?若是,那效用之用究竟有何所指?

二、現實的籠牢:

徐冰昔日所收集的那台被坦克壓扁的鳯凰牌單車,應曾穿梭於長安大街,甚至接載過一名又一名的傷者。那是一個需要留下的東西,是現實的一個說明物。真相若藏在這被壓扁的單車中,那真相的本義就在說明現實。它是用來明辨事實的線頭,給你拉出現實的脈絡。

上周剛欣賞過馬智恆導演用上四年時間拍攝的《岸上漁歌》。馬智恆不時在電影中追問,隨著懂得漁歌的一輩老漁民逐一辭世,漁歌將會怎樣?即使研究漁歌的學者葉賜光把漁歌用文字記錄下來,漁歌是否就真的能被保存?用聖經經文譜入漁歌的韻律中,這種更新又能記下了漁歌嗎?馬一直追問,直到他與黎連壽先生坐在塔門的山坡上,聽著黎老先生講述他從前出海的過去,馬仿似明白了,要明白漁歌,得了解他們出海作業的經過,那時如何靠著漁歌記下捕漁的路線,譜出一張打漁地圖,口耳相傳,有歌,有魚,有生活。

這片曾是漁港的地方,隨著漁歌的消逝,再沒有人覺得漁歌有甚麼用。為何我們仍要記得它們,了解它們?馬智恆和葉賜光用上了數年的光陰去做文字和影像的記錄,能看到讀到的人可能只是數百,既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又不會加快上樓輪候公屋的時間,甚至能否冠以「可持續」這美詞都未必談得上時,記下有何用?

若說真相能拉出現實的脈絡,以說明現實。那我們幾可肯定,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臚列出一系列的「現實就是甚麼甚麼來」:現實就是不容停下來懷念過去,現實就是常提最後(買樓)機會,現實就是最黑暗的時代,現實就是覺醒一次未完又有另一次覺醒來臨。其實,現實就是最不現實地呈現著自己。若「現實就是甚麼」作為生存的斷言,那我們為何不好好地去問,「現實不是甚麼」的問題呢?唯有「現實不是甚麼」成為問題,或現實被問題化的時候,我們才能從現實的枷鎖中掙脫出來不認命。如此,未來才可能是迎向我們的開放時刻。

三、救回來:

吳明益在其小說《單車失竊記》中有這一段玩味之說:

每一個收藏老鐵馬的人包括我,都無法不受那種「求全」熱病似的感情煎熬,即使一輛「很原」的車,我們還是會挑剔於哪一顆螺絲曾經換過,以至於螺紋不是當初的式樣,並且為了那個,不遠千里去從另一個收藏者那裏得到最後一塊拼圖。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尋來的零件,終究不是屬於那輛鐵馬的。

一輛老鐵馬,已注定在生活裏不全,在時間裏不全,在故事裏不全。

但即使知道如此,當小夏問我,如果靜子也決定把車讓給我,接下來我會怎麼做?小夏事實上心底知道我的答案。

把它「救」回來。

我幾乎被最後的一句吸著。它引令我去面對記憶過去時的傷痛與矛盾。誰說回憶總是浪漫的?失戀的人不會說回憶過去不會帶著複雜的苦澀。曾經有過的歷史,本身也就是曾經「很原」的鐵馬。然而時光荏苒,「很原」的狀態漸次轉變成一種動態且要求毅力的「求全」堅持。這堅持的說法是拯救。

留著那輛被壓扁的鳳凰牌單車這現實說明物的徐冰,記錄漁歌細聽歌者生活經驗的馬智恆、葉賜光,受著「求全」熱病似的感情煎熬收下老鐵馬的吳明益,看來都在把無用的東西「救」回來。命中注定我們都不能再見那完好的過去,因為時光就是消逝的同義詞。但拯救若有一點浪漫之意,那它就不應只是通俗的「溫馨」。記得,在十八世紀的德國,浪漫是擁有強烈情感的美學意識,具有顛覆貴族與專權政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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