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株洲公民2017
房慧真在一篇專訪中國藝術家徐冰的文章中，寫下這一幕：
一九八九年春天，徐冰的《天書》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引起轟動。但隔了不多久就是六月四日，「『六四』帶給你很大的震撼嗎？」「那當然是有呀，當然是有呀。」但重複了兩次之後，徐冰又像蚌殻般緊緊地闔嘴了。他絕非不在意，在堅冰似的外殻下，仍有著火焰在跳動，他曾寫到，「六四的時候，我收集了一輛鳳凰牌的自行車，平平扁扁，是被坦克壓扁的，現在我還留著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東西，就是現實的一個說明物。」
這篇叫〈荒謬與真實〉的徐冰人物專訪，以描述一九九四年的《文化動物》開場。房慧真形容，《文化動物》「挑釁藝術的崇高與規矩，讓『文化人』不知所措。」這可是徐冰藝術作品在現代藝術上的效果所在。貫通整篇訪問，徐冰那對藝術的過份認真，仿似說著活在極度荒謬世界中的一種可能。我邊讀專訪邊在想，荒謬我（好像）知，但真實究竟是甚麼？當徐冰的《鳥飛了》賣出近七百萬人民幣的高價、獲得美國的麥克阿瑟天才獎、在體制內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的副院長，這種太容易被冠以通俗版「平庸之惡／惡之平庸」的現象下，唯一所能顯出真實的，大概是徐冰的老實，對藝術的執與狂。
一、擠壓一切的實用論：
在泛政治的年頭，魚蛋也能串出「革命」來，我們輕而易舉地見證到判斷力急速下滑的事情不斷發生。那二元的簡化思維大行其道：若不是政治無敵論，就是政治無用論，非此即彼，根本就只有立場宣示。若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中還能界分不同的民族主義，其中有好有壞的話；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大概就只有民族主義非常狹窄的一面：就是只剩「民族主義」四字。我甚至懷疑，在讀《想像的共同體》的人，或多或少無意識地犯上偏讀的毛病，以致閱讀結果只是一次便宜的拿來用用。
我們都不要輕看判斷力下滑是一回簡單事情，它應該也是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苛責小孩子偶一為之的過失，除非你是怪獸家長。所以揪心的那點，其實每每發生在一個個本來有識之士，受過高等教育，正正常常的人身上。這些人不是用自己的標準來度小孩子，而是用了「客觀」的社會價值來判斷孩子。這種客觀能賦予我們判斷一個人的權威。這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不要想意識形態等同謊言。意識形態非關真相，它只談有效與無效。故此，何以清醒的人屢屢說出了真相仍不能為今天謊言／荒謬的社會撥亂反正，這不是因為真相不真，而是真相在這樣的處境下被宣告無效。只爭朝夕，依杖長時間才能建立的文明就無從談起，價值也容易旁落。
真相失敗了，變得無用。然而真相的真相，是否要跟效用相關才有它的價值呢？若是，那效用之用究竟有何所指？
二、現實的籠牢：
徐冰昔日所收集的那台被坦克壓扁的鳯凰牌單車，應曾穿梭於長安大街，甚至接載過一名又一名的傷者。那是一個需要留下的東西，是現實的一個說明物。真相若藏在這被壓扁的單車中，那真相的本義就在說明現實。它是用來明辨事實的線頭，給你拉出現實的脈絡。
上周剛欣賞過馬智恆導演用上四年時間拍攝的《岸上漁歌》。馬智恆不時在電影中追問，隨著懂得漁歌的一輩老漁民逐一辭世，漁歌將會怎樣？即使研究漁歌的學者葉賜光把漁歌用文字記錄下來，漁歌是否就真的能被保存？用聖經經文譜入漁歌的韻律中，這種更新又能記下了漁歌嗎？馬一直追問，直到他與黎連壽先生坐在塔門的山坡上，聽著黎老先生講述他從前出海的過去，馬仿似明白了，要明白漁歌，得了解他們出海作業的經過，那時如何靠著漁歌記下捕漁的路線，譜出一張打漁地圖，口耳相傳，有歌，有魚，有生活。
這片曾是漁港的地方，隨著漁歌的消逝，再沒有人覺得漁歌有甚麼用。為何我們仍要記得它們，了解它們？馬智恆和葉賜光用上了數年的光陰去做文字和影像的記錄，能看到讀到的人可能只是數百，既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又不會加快上樓輪候公屋的時間，甚至能否冠以「可持續」這美詞都未必談得上時，記下有何用？
若說真相能拉出現實的脈絡，以說明現實。那我們幾可肯定，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地臚列出一系列的「現實就是甚麼甚麼來」：現實就是不容停下來懷念過去，現實就是常提最後（買樓）機會，現實就是最黑暗的時代，現實就是覺醒一次未完又有另一次覺醒來臨。其實，現實就是最不現實地呈現著自己。若「現實就是甚麼」作為生存的斷言，那我們為何不好好地去問，「現實不是甚麼」的問題呢？唯有「現實不是甚麼」成為問題，或現實被問題化的時候，我們才能從現實的枷鎖中掙脫出來不認命。如此，未來才可能是迎向我們的開放時刻。
三、救回來：
吳明益在其小說《單車失竊記》中有這一段玩味之說：
每一個收藏老鐵馬的人包括我，都無法不受那種「求全」熱病似的感情煎熬，即使一輛「很原」的車，我們還是會挑剔於哪一顆螺絲曾經換過，以至於螺紋不是當初的式樣，並且為了那個，不遠千里去從另一個收藏者那裏得到最後一塊拼圖。然而，我們都知道，那尋來的零件，終究不是屬於那輛鐵馬的。
一輛老鐵馬，已注定在生活裏不全，在時間裏不全，在故事裏不全。
但即使知道如此，當小夏問我，如果靜子也決定把車讓給我，接下來我會怎麼做？小夏事實上心底知道我的答案。
把它「救」回來。
我幾乎被最後的一句吸著。它引令我去面對記憶過去時的傷痛與矛盾。誰說回憶總是浪漫的？失戀的人不會說回憶過去不會帶著複雜的苦澀。曾經有過的歷史，本身也就是曾經「很原」的鐵馬。然而時光荏苒，「很原」的狀態漸次轉變成一種動態且要求毅力的「求全」堅持。這堅持的說法是拯救。
留著那輛被壓扁的鳳凰牌單車這現實說明物的徐冰，記錄漁歌細聽歌者生活經驗的馬智恆、葉賜光，受著「求全」熱病似的感情煎熬收下老鐵馬的吳明益，看來都在把無用的東西「救」回來。命中注定我們都不能再見那完好的過去，因為時光就是消逝的同義詞。但拯救若有一點浪漫之意，那它就不應只是通俗的「溫馨」。記得，在十八世紀的德國，浪漫是擁有強烈情感的美學意識，具有顛覆貴族與專權政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