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Alex Leung
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健康空氣行動社區關係經理）
二十五年前，香港電台一個名為《思考十三輯》的節目，曾經邀請周兆祥先生擔任嘉賓，討論何謂群眾運動的理想。作為香港綠色運動的先鋒，周兆祥的看法是：香港的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理想死亡的年代，是只向錢看的年代，在他的眼中，只有兩個全球性的運動是有理想的，一個是馬克思主義運動，一個便是綠色運動。
二十五年後的今日，大抵應該很少人會認為馬克思主義運動繼續能夠引領全球風潮，而綠色運動則成為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當年李天命先生便曾經如此分析，指兩個運動都是烏托邦式的理想，言下之意是很難站得住腳：一種他稱之為「投射式的烏托邦」，把理想投放在遙遠的未來；另一種他稱之為「回歸式的烏托邦」，意味著理想的目標是回到原始的過去。
李天命的區分，相當精準地反映了一般人對綠色運動的憂慮，特朗普宣布退出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固然震驚全球，以至於香港討論常會觸及到的保育與發展的二元對立，甚至乎近日死灰復燃郊野公園是否可以用於建屋的討論，大概就是這深層焦慮最真實的寫照。
當然，投身綠色運動的朋友大抵會回應，回歸原始並不意味要完全拋棄科技，更不是說保育就不可以發展。於是乎，我們有「可持續發展」這詞彙，也有種種環保團體與商業機構共同合作減少消費促進回收減低廢氣廢水排放的舉措，似乎這就代表綠色運動未來應該繼續推進的方向。
我想在這裡稍為重溫全球的綠色運動是如何成形的。1960年代是法蘭克福學派盛行的年代，其時經濟增長榮景持續，但學者諸如阿多諾、馬爾庫塞及哈貝馬斯等人，紛紛批判現代性社會所帶來的抑制與異化。關注環境與生態的命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
1962年由瑞秋卡森所寫的《寂寞的春天》，才讓我們第一次知道化學農藥對環境的影響有多深遠，綠色運動在六、七十年代風起雲湧，但對整套經濟成長邏輯有最深刻的批判，還數由一班當時頂尖的經濟學家、政治家及科學家共同組成，名為「羅馬俱樂部」的非政府組織所委託的研究報告──《成長的極限》。
《成長的極限》寫於1972年，當時撰寫報告的研究員，仍然認為地球自然體系足以支撐人類社會的經濟及人口成長至少到2015年，到了30年之後的2002年，報告指出我們的生態足跡早已經超過限度達20%，而現時有關數字肯定會更高。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地球人（更不用說香港人），都尚未確切了解及明白超越生態足跡20%或以上的真正含意是什麼，因為根據「回歸式烏托邦」論者的講法，這一切都是綠色團體用以恫嚇公眾的「狼來了」之辭，好像是永遠不會實現的預言，甚至戲謔環團支持者為「環保塔利班」。
《成長的極限》一書描繪出一幅相當恐怖的未來景象：即便是我們從今日開始，立即減排減消費減少地球自然生態的消耗，然後我們的科技進步到幾乎可完全逆轉人類近百年來工業活動所累積的污染，地球的人口高峰也只能是80億的水平，而地球現時的人口已經有75億。
這是人類未來最好的設想情況，但要全球80億人能夠永續以高生活質素的水平生活，全球2002年便應該立即有實際的改變，2020年之前應開始降低整體人類的生態足跡，減慢非再生資源的開採速率，然後於2030年承受百多年來工業活動的惡果，迎接持久性污染物排放量的最高峰。
關鍵是，地球必須在2030年之前能夠放慢成長步伐，讓整個生態返回本身的極限之內，避免地球的崩壞，否則的話，全球的人均糧食生產水平，將在2050前後，在土地與大氣嚴重污染的情形下，跌到20世紀初的水平。
《成長的極限》橫跨30年的研究，其電腦模型曾作出多次的修改，但大抵上都指出，假如我們只能以現時極其緩慢的速度減排減廢，我們便只能在2010-40年三十年間，勉力讓大約70億的人口繼續享有高生活的水準（大約比2000年的人均貨品消費量及人均享有服務高50%左右）。2040年之後，生態足跡超標所帶來不可逆轉的破壞，將會令全球步入維持20年以上的蕭條期。
圖：《成長的極限》其中一個對未來的設想情況，即使採用污染防治科技以至強行提高糧食產量，假如我們不從根本改變人類的資源消耗模式，也只是延遲了二十一世紀末地球崩壞的現象。
當我們對生態永續的命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就會知道這絕非「回歸式烏托邦」，而是拯救人類未來的關鍵。假如我們對問題視而不見，才真的會「回歸」到工業革命前的資源及糧食匱乏的世界。從這個角度看，保衛郊野公園的命題絕非「一地換一地」，討論的核心也不是香港未來三十年需要多少房屋多少土地。或者我們應該要明白，未來30年等待著我們的世界，不可能會重覆過去30年線性的經濟與人口增長，城市討論的核心，也應該由無限制無極限的移山造地和消耗自然資源，回歸到生態的永續與人的生活質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