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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之殤—我的709經歷│709受害人隋牧青律師

709之殤—我的709經歷│709受害人隋牧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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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註:709事件是發生於2015年7月9日開始的對人權律師系列的抓捕。為封鎖輿論,又強制傳喚了各地律師兩三百人之眾,普通公民、學者被約談者則不計其數,最終羈押了律師及律所工作人員、公民約數十人,其中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首當其衝,王宇、周世鋒律師當日率先被捕,其後王全章律師、劉四新博士等鋒銳所律師、助理被捕,非鋒銳所的李和平、謝燕益律師也相繼被捕。次日深夜,我因發布王宇、周世鋒被捕消息並接受自由亞洲採訪評論抨擊了抓捕律師這一倒行逆施的國家恐怖行為,遭廣州警方誘捕,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指定場所監視居住(國際社會通稱「強迫失踪」)近150日。

始於2015年7月9日、持續至今的大面積抓捕律師、公民的709事件,我雖非主角,於我而言卻也是一段噩夢般的經歷,是我人生中第二次被正式抓捕關押(第一次是八九學潮期間),我一直隱隱擔憂會再次遭受心理創傷。 709事件距今已逼近兩週年,我必須寫一點東西記錄一下那段經歷,也藉此文懇請世人對仍無任何訊息傳出的王全章律師、已遭逮捕的江天勇律師、仍受起訴威脅的張凱律師、面臨審判的公民屠夫吳淦、獲釋而無自由的王宇包龍軍夫婦、謝陽律師等受難者保持高度關注。同時,權將此文當作一次自我療傷,儘管這個自療過程有些痛苦。

2015年7月10日夜11時許,我收到劉正清律師電報信息,告知當局大規模強制約談律師,強令律師保證不得評論王宇、周世鋒、李和平等人被抓事件,進行輿論消聲。事態危急,囑我小心應對。

未幾,警方動用小區保安,以我的車輛被撞為由,兩次按門鈴騙我下樓。雖已有預感,但靜夜門鈴聲太吵,妻兒已入睡,我只能下樓。面對賊一般出現的大批警察,我很憤怒,因為在我看來,這種選擇深夜、以欺騙手段抓人,通常只適用於抓捕江洋大盜、恐怖分子等嚴重刑事案犯,而今用到一個手無寸鐵、因言獲罪的律師身上,太卑鄙!

為首警察自稱是我住所附近的南村派出所長,其他應該都是國保。我要求他們出示證件和手續,因此還發生了一點肢體拉扯。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穿警察制服的國保抓人,據說是為了以製服震懾我。想來國保的長官們習慣了發號施令,並不知曉人權律師不畏懼穿虎皮者,多此一舉!

我被一堆警察簇擁帶到南村派出所訊問,雖然非常困乏,也只能強打精神應對。

問有否發布王宇、周世鋒被抓消息及接受外媒採訪評論此事,我誠實答曰有;問如何看待二人被抓,誠實答曰政治迫害;問對王宇周世鋒印象,答:王宇寡言、敬業、正直善良,人品口碑好,之前官媒對其攻擊系造謠污衊;周世鋒有公益心,熱情好客,體制思維較濃,欲搭建體制內外溝通平台。

國保宣布:奉北京令不得再評論有關王宇、周世鋒等人被抓事件。我一面質疑警方指令非法,一面表示向持槍的強權者屈服:在官方正式發布相關信息前不再評論該事件。

國保又要求我手書一份不再評論事件的保證書,這觸碰了我的忍耐底線:既然我已承諾並在筆錄簽字,再要求手書保證顯係羞辱,當即堅拒。事後分析,要求手書保證,警方也許並無羞辱之意,只是出於上峰愚蠢指示,因為他們慣於背信,無意中視他人為同類。

一國保做勸服工作,我尊稱其為蓋世太保,國保謙虛作答:雖然同為思想警察,國保並無蓋世太保的待遇和地位。對國保的勸解,我客氣表示,我已然退避,棍棒仍追打而來,而今不過竭力守護一點殘存尊嚴而已。

曾有很多朋友、媒體問我為何做人權律師,我想大約有以下三個因素:首先,出於維護個人尊嚴、權利;其次,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以我為榮,因我未在壯年時庸碌苟且度日;再次,推動法制、社會進步。顯然,個人尊嚴、權利居於首位,而我也為此付出相應代價。

國保勸說無果,警方兩位省市高官出場與我談話,其實是趾高氣揚的訓話。一位長官對我的執業甚至儀表穿著等都進行了指責,並教育我要學習領會憲法實質:中共領導、掌控國家一切。

這位長官對我的諸多指責與幾年來網上五毛對我的攻擊抹黑,幾乎如出一轍。本來深夜被捉就很氣憤,聞言我簡直懷疑他就是攻擊抹黑我的五毛總指揮了。這場談話的結果結果可想而知,雖然也認為其某些觀點實在、有理,我仍逐條批駁了長官的說法,並指出他們為打壓言論而半夜誘捕律師是流氓行為。最終雙方不歡而散。

在派出所訊問室一直等到7月11日晚8時許,我等來了意想不到的拘捕決定: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我指定場所監視居住,也就是國際上通稱的“強迫失踪”。

宣布監視居住那一刻,警方給我戴上手銬並錄像。也許是見聞過太多荒謬、罪惡,當時心中並無一點悲憤感。想像中,當時肯定面無表情。瞬間曾想面對鏡頭說點什麼表示抗議,卻又覺得蒼白無稽:羔羊抗議豺狼肆虐,無意義!

關押我的場所是廣州市警察培訓中心一棟大樓,據說這是一棟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場所,號稱廣東的秦城監獄。廣州的異見人士唐荊陵、袁新亭、劉士輝、野渡等人以及一些“思想反動”的高校知識分子,早年均曾在此被關押過,通常被關押三至六個月,認罪後可獲釋。有意思的是,此地距我家不遠,早年我還曾到訪,只是不知這裡原來是迫害異見人士的魔窟。

關押我的房間在四樓。在三四樓過道有一道上鎖閘門,據說進入這個場所除了辦案人員和看管保安,其他進入者需得某級警方首長批准。

每天十二人分三班對我進行晝夜看管,兩名保安在室內貼身看管,兩名國保在隔壁房間透過視頻監控,另有兩個房間供國保、保安休息及堆放物品。房間是賓館式的,有三張床,約三十幾平米,較為寬敞,只是設施較為陳舊。床鋪對面牆壁上一左一右掛著兩個大大的監控攝像頭,彷彿《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的眼睛。我的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逃不過“老大哥”時時盯著我的眼睛。

每日飲食與看管的保安、國保一樣,每餐均為盒飯。

對我的管束,相較其他709受難者,可能不算嚴厲,偶有保安干預我的坐臥姿勢,被我痛罵幾次也就不再理我,但如廁、洗澡卻必須門開半面,防範我自殺。事實上,接受訊問不久,我就開始做自殺的心理準備,需要說明的是:這是一種逃避恐懼、壓力而非蓄積勇氣的心理準備。

初始幾天,還可以看書。訊問之後,埋頭讀書,因無旁騖,效果特別好,像哈耶克代表作《法律立法與自由》,平日在外可能一年都讀不完,在這裡不到一周就讀完,且讀得細緻。不過,能讀書的好日子大約只有三四天就結束了,大概這是一種折磨人的方法,因此地與世隔絕,沒有書報電視等任何可以獲得信息的渠道,先讓你品嚐一下安靜讀書的快樂,隨後收回,品味得而復失的感覺,令人倍感痛苦。

疲勞審訊連續進行約一個月左右。審訊內容極其詳盡、廣泛,把我自2012年以來參與的公民聚餐沙龍,代理、辯護的人權案件及收費,與政治敏感人物、外國使領館官員的交往,出境參會、培訓等情況均詳加審查訊問。然而多年前我的記憶力就出現了嚴重問題,多數細節我已遺忘,且多與案情無關,故無法準確回答很多問題。
訊問重點在於我與郭飛雄的交往及代理過的影響較大的人權案件。說實話,因興趣問題及翻牆有礙,我一向對民運維權史缺乏了解,許多著名人物根本不知或了了。認識郭飛雄很長一段時間,也只知他有點名氣而已。與其交往密切,完全是出於對其學識人品的欽佩及雙方在許多問題上的高度共識。飛雄再次被捕後,由於各方關注、媒體報導,對其認識了解也越來越多,而709受難經歷,意外地再次加深了對飛雄的了解:郭飛雄因一貫堅硬不合作,國保送綽號“狗熊”,他參與的廣州番禺太石村選舉事件系“天字號”案件,是由皇帝親筆批示查辦的案件(之前從未聽聞,相信民間並不知曉),而唐荊陵也因涉此案被終結了執業律師生涯;十年前,黨國內部對維權領袖的定位是南楊(楊茂東即郭飛雄)北高(高智晟),十年後的定位是南郭(郭飛雄)北許(許志永),十幾年來郭飛雄總是黨國頭號大敵之一,難怪國保對我與郭的關係非同一般的在意。

2015年6月剛剛第一次開庭審理的唐荊陵、袁新亭、王清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以下簡稱唐袁王案)、丁家喜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案、廣州區伯被嫖娼案、柳州教案等辯護情況,國保也進行了重點訊問。
顯然當局嚴重懷疑辯護律師們謀劃了當庭解除辯護律師的委託及申請黨員法官迴避,故反复追查。我鄭重申明,當庭解除辯護律師的委託係由當事人唐荊陵自主決定、袁王兩人響應而成,其目的顯然並非不滿辯護律師而在於延宕庭審,打破當局速審速決的意圖。而要求黨員法官迴避,完全是我個人出於專業考量提出,與他人毫無關係,且這類案件中提出黨員法官迴避,早有先例,本人不會掠美。

對其他案件的訊問矛頭也都是指向我“擾亂法庭秩序”“惡意炒作案件”,我的回應是所謂擾亂法庭秩序不過是抗議法官偏袒公訴人、無理壓制辯護律師;所謂惡意炒作案件不過是披露案件真相及相關法律、政治觀點,既無違法,也與我一貫信奉的中道觀念相合。

也許是國保認為我不配合審訊,或急於完成任務,大約在八月中旬某日,突然開始對我進行持續剝奪睡眠的審訊,記不清持續了四天四夜還是五天五夜,直至我身體崩潰方休。

因無經驗,加上仍處於詞鋒對抗的亢奮階段,我並未太在意這摧垮受難者身體、意志的酷刑。記得最初國保拿來聚光燈防我瞌睡,在開燈的剎那,我產生了莫名衝動,瞪眼直視聚光燈,立刻感覺眼前五彩斑斕,國保眼疾手快關掉聚光燈並告訴我直視聚光燈數十秒即可瞎眼。不過整個剝奪睡眠的酷刑訊問期間,聚光燈並未使用,因我本有不易入睡的毛病,短期內非常適應這種剝奪睡眠的訊問,一直保持較為清醒、亢奮的狀態。訊問期間雖有短暫休息,即使閉目養神,也毫無睡意,自動配合了酷刑的順利進行。

到第五天或第六天凌晨,訊問仍在繼續。漸漸地倦意頻頻襲來,而後某個時刻突然開始感覺意識有些模糊,隨之全身湧上火烤般的炙痛,同時又全身冰凍般戰栗,那是從未體驗過的一種痛苦感受,一次傳說中冰與火洗禮的感受。恍惚中,感覺自己可能快死了!

之前我曾在自媒體披露過,我代理的北京詩人王藏(因聲援港人爭普選權被抓)遭受連續數日剝奪睡眠的酷刑,引發了當年才二十九歲的王藏心髒病發作,可怕的是此前王藏並無心髒病史。如今我遭受了和王藏一樣的酷刑,而我卻比王藏年長近二十歲,如今想來都後怕,既然王藏能發心髒病,我就完全可能猝死。身處一個官尊民賤的極權國家,施加酷刑的國保,最多受一個內部紀律處分了事。

昏睡了大概一整天,醒來仍然是全身炙烤的那種疼痛,每一塊肉、每個關節都附著火烤般的痛,大約持續一周左右,身體才基本恢復常態。

在我醒來後,國保才挑明酷刑目的:認罪悔罪。如不認罪悔罪,會把我用手銬銬起,全身掛到窗戶欄杆上(據說強悍者可堅持五分鐘),認罪則可獲釋。經一番思量,我選擇了認罪:書面及錄像。按照國保指點,我表示郭飛雄的和平轉型觀念是意圖顛覆中共領導地位的思想,而我和郭飛雄一樣意圖顛覆中共政權;我在丁家喜案退庭抗議、柳州教案當庭抗議法官違法濫權(被非法驅逐)、唐荊陵、袁新亭、王清營煽顛案庭審中要求黨員法官迴避皆為抹黑中共繼而煽動顛覆中共政權之舉。

事後回想,當局無意中拔高了我的形象,給了我如此高尚的罪名,辦理個案時居然還懷有如此宏大高尚的目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啊!雖然是被逼違心認罪,怎麼看都像是在接受褒獎。陳雲飛總為沒拿到煽顛罪名的獎狀耿耿於懷,而我在無意也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居然收到了獎狀,這是上蒼對我的獎賞還是磨難呢?也許二者兼而有之吧。

專案負責我的國保是以前負責郭飛雄、唐荊陵的兩位國保明星,其中一位聲稱讀過我所發的每一篇文章和微博、推文,認為我的表達看似溫和實則惡毒。

也許是之前辦案太過忙碌,無暇留意時局的微妙變化,我對709大抓捕顯而易見的危險幾無察覺。之前多位朋友私下警告我注意安全,我都樂觀地認為他們多慮,我也只代理過一些人權案件,無意也無精力從事其它政治活動,還遠不夠打擊資格。然而現實無情地嘲諷了我的樂觀。

709前,我曾接受了一位擔憂被捕的律師委託,還開玩笑說,多抓些人好,起碼我又多了生意。結果那位委託我的律師平安無事,我卻需要聘請律師了!

專案負責我的國保笑我缺乏敏感性,說郭飛雄、唐荊陵被捕後我就應當心了,廣州已無人能為我遮風擋雨了。

認罪後的日子,多是瑣碎而令人厭惡的核對書證之類的過程,有時連續多日不見國保踪影。對我來說,只能坐在屋裡發呆的日子極其無聊,有一次國保不慎遺留兩張報紙,我差不多能把報紙廣告都背下來!

發呆的日子固然無聊,而伴以思念親人的寂寞更難忍受。被抓前一天,我還在為年近八旬的父親聯繫赴京住院治病,如今也不知父母身體如何,還要時時擔憂我家會否出現類似唐荊陵被囚期間母親猝亡的情況。第一次如此之久不見妻兒,尤其念及可愛的兒子,越發痛苦難當,真有要發瘋的感覺!事後回想,也許國保根本沒必要施加酷刑,如此與世隔絕關三兩個月,我就會投降認罪。

剝奪睡眠的酷刑,看似平淡無奇,實則比一些肉刑還傷身毀志且不露痕跡。記得看過滕彪寫他在茉莉花期間的遭遇:在被關押的七十幾天裡,經常被罰跪地抽自己耳光。如果能交換,我更願意承受這種羞辱而非被剝奪睡眠,也許人身羞辱會激發更強烈的反抗鬥志。

大概十月底,我獲准可以看書,這是所餘一個多月的監禁生活裡最讓人愉快的事情。讀了十幾本理論書籍,這些書平時夠我讀一年的,很多書都是重讀,如我非常喜愛的布萊克斯通的《英國法釋義》,洛克的《政府論》及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

我也很希望藉機認真讀一遍《聖經》。說來慚愧,我2004就進教會決志信主,但一直未受洗也未通讀過《聖經》,然而認識神,對我人生觀念的影響是第一位的,遠非八九學潮那樣慘痛經歷的影響可比。我的社會觀歷史觀法律觀等由此改變,從此讓我明白了人的有限性,人必須保持理性的謙卑,從而理解、接受哈耶克的思想。哈氏一生強調的理論基礎無非人的理性能力之有限,警惕理性的自負,與聖經教誨完全相合。

不幸的是,閱讀聖經的要求被無情堅拒。由此,當局對基督教、教會、聖經的敵視、警惕可見一斑。

監居的日子裡,也了解到一些過往不曾聽聞的事情:在郭飛雄入獄後,唐荊陵律師成為當局穩控的華南頭號人物,其被旅遊皆為最高待遇標準,傳說中他與佛山天理在旅遊中相遇屬實;2012年在我與郭飛雄認識、往來不久,國保就到我家鄉調查,有關我的檔案記錄了八九年遭通緝的理由是參與非法組織、可能攜帶機槍回鄉,這終於解開了我近三十年的疑惑:為何當初家鄉人人盛傳我扛著機槍回鄉? (家鄉警方在抓捕我時,把我家有洞的地方都要捅摸搜索一番)原來民間的謠言還是來自於官方;大約九月中旬,聽說了郭飛雄會被臨時追加一個罪名以便將其判刑六年,也許是不如此不能凸顯其南方維權領袖的地位吧;信力建先生被抓後,國保也曾詢問我與其交往的情況;最開心的是在師兄浦志強受審時,國保拿著一張我參與八九學潮的清晰照片給我辨認,這是一張從不知曉、對我而言非常珍貴的照片,它見證了我最難以忘懷的一段青春歲月。

國保也曾問及公民律師圈內的紛爭。幾年來不時有人發文對我造謠抹黑,同時對另一些人不切實際地大肆吹捧,國保問我,你一個詞鋒犀利刻薄之人,何以多保持沉默不回應,我答:一則太忙沒空。二則我經常痛斥濫權的執法者,有適宜的心理宣洩渠道,已無需太在意一些喧囂聒噪。

我還寫了一份認識深刻的檢討書。其中我深刻地檢討了自己的錯誤認識:不能把官方宣傳當真,那些宣稱中共亦須在憲法、法律的框架內活動、接受人民監督的觀點是欺騙性的,在誤導法律人和公眾,中共是憲法、法律的製定者,是超越其上、不受制約的(特權者)。

想來我被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作為執業律師,雖然口頭不信中國有法律,實際上潛意識中還是有幾分相信中國法律,認為當局固然無賴,總須適度遵守其自定的法律、規則,又能奈我何?最多以尋釁滋事名義拘留我十幾天了事。事後想想當時真是頭腦發昏,我一個資深執業律師居然下意識地相信中國法律,覺得當局難以耍流氓搞綁架,說來真是愧煞!

國保承諾三個多月可以放人,實際關押接近五個(2015年12月2日)我才取保獲釋。在獲釋的兩週前,我被轉移到旁邊賓館。房間條件好了很多,有電視可看,不過周邊環境嘈雜許多,不如之前房間安靜宜讀書。在那裡,獲准見到兩三次家人,也可以放風(記得有段時間,因腿腳久不沐陽光而缺鈣,行路飄忽,站立不穩)。

由於記憶力欠佳,這段經歷的很多細節已很模糊乃至遺忘,這是很遺憾也很無奈的事,正如我寫的許多辦案手記,我希望為後人多存留有點價值的史料而非觀點。

我於2015年12月2日取保獲釋,我的護照及港澳台通行證也同時被收繳,至今未發還。

這是一段我不太願回憶的痛苦記憶,除了遭受酷刑,痛苦主要在於牽掛父母妻兒和因命運未卜帶來的精神煎熬。八九六四後我曾逃亡四月餘而後坐牢三月,可能因年輕沒心沒肺,期間感受到的痛苦並不似709經歷這般強烈。

709事件,作為一次至今仍在持續的踐踏人權法治的逆流、狂潮,具有標誌性意義,也許意味著這國和平轉型夢想的徹底破滅。祈願上帝像摧毀索多瑪蛾摩拉城一般,抹去橫亙於國人面前的那道罪惡之牆!

上帝欲使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 709事件是當局繼打壓新公民運動及南方民權運動以來,打壓維權運動的高潮,但我相信,709事件不是維權運動的終結,而是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

隋牧青律師,2017.7.5於廣州(為紀念709事件兩週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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