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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彩燕

曾任理大學生會外務秘書、學聯代表會中央代表、街工組織幹事。 網誌

社運

【青春囈語】陳珏軒︰傘後抑鬱的好處,是可以沉澱自己

【青春囈語】陳珏軒︰傘後抑鬱的好處,是可以沉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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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此文章寫於兩個月前,因種種原因沒有即時投稿。議員宣誓覆核案宣判後,筆者作了少許修改。希望將一位前學聯常委、前羅冠聰議員助理在佔領運動後的轉折,向讀者道來。

「說勿忘初衷,我們卻惘然若失;嗌命運自主,我們卻身不由己」,陳珏軒在銅鑼灣佔領區清場被捕後,曾寫了一封信給當時學聯的同伴,信中有這樣一句道出了他的陰鬱。

在他的facebook,「初衷」、「身不由己」、「死頂」是經常出現字詞。平日愛相約三五知己打麻將又愛唱高登二次創作歌曲的他,笑聲特別豪放,卻掩蓋不了雨傘運動帶給他充滿遺憾的過往,和對社運的各種感悟。

雨傘運動時,他是樹仁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學聯常委;雨傘運動後,他決意「冧莊」,留在學生會多一年,擔任會長;會長任期完結、學聯分崩離析之際,他選擇留下,當學聯中央代表,主理財政;香港眾志羅冠聰當選後不久,他也在各種機緣巧合間,再一次成為羅冠聰的戰友。

三年前,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的一句「軒,氣宇軒昂的軒」,成為朋友間不時傳頌的金句。這三年間,即使社運氣氛從高峰跌至低谷,他都獻出自己的青春留在學生會和學聯。或許在外人眼中,他是一個有情有義,做事有擔當的年輕人。可是,當他說起雨傘後的自己,卻是羞愧得無地自容。

不受注目的他,在這三年間,又如何沉澱雨傘呢?

輾轉之間,陳珏軒來到了香港眾志。

他的職位,是羅冠聰的議員助理。在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前學聯秘書長羅冠聰代表剛成立不久的政黨香港眾志出選,並以「民主自決」為政綱,最後以超過五萬票當選香港島選區的議席,成為香港史上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

「我主力負責政策研究,替阿聰準備福利和教育小組的會議,跟據各種議題去聯絡民間團體,有重要議案時,要協調其他黨派的議員,確保數夠票數。每星期,我都會向眾志的成員匯報聰的議會工作,確保黨和議員間的連結不會中斷。最後,我無時無刻都需要看管著阿聰的facebook page,這教人費神,看,只是十分鐘沒看,就已經有數個痴線佬來留言……」陳珏軒的眼光在電腦屏幕前游移,同時一口氣向筆者列舉他的工作。

其實,在此之前,他曾在根基紮實、擅長組織基層市民的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擔任區議員助理,做了不到一年。當初入職,是因為自覺對基層、普羅市民的想法不理解。「以往參與的學運和社運,都感覺像一場表演,發言要令人印象深刻、要盤算如何獲得傳媒注視,但是跟普羅大眾的生活很割裂。」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即使他出身於基層家庭,在屋邨長大,他也認為自己需要接觸更多基層市民,了解他們的生活處境。「我希望在雨傘運動後,能學習如何在民間建立有力量和滲透性強的組織。」

可是,他漸漸發覺自己不是組織基層婦女的材料,同時亦在組織工作上遇到瓶頸位。「當發覺能夠接觸到的街坊都接觸了、而這些傳統泛民政黨沒有新議題或新論述去擴大影響力的時候,便不知道該如何走下去。」

剛巧,昔日學聯戰友羅冠聰當選立法會議員,當阿軒知道他需要人手協助主理議會工作,便決定了擔任他的助理。他做這個決定時,情感因素佔了很重的位置,「或許這是因為我跟阿聰的共同經歷,我們倆在雨傘運動期間都是學聯的常委。大家對學聯都有一種情結,希望將學聯向來關心的教育議題帶入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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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老師的眼淚,使阿軒的關社觸覺在中學時代開始甦醒。記得有一次,中史老師在課堂上談及六四,憶述當時他的大學宿舍室友前往北京聲援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的學生,但自此之後便沒有回來,或許室友的身驅與北京學生已一同長埋於坦克車底下……說到這裡,老師在三十多個學生面前哽咽流淚,同學們都遞上紙巾安慰。如此畫面,對阿軒的心靈帶來極大的震撼。「政治」所牽動的,不再是無名無姓的「人群」,而是有血有肉的你、我、他。他對「壓迫」的感受,第一次來得如此真實。

自此,他對社會上發生的大小事都倍加留意,課餘時愛看社評文章。高考後,他入讀了樹仁大學社會科學系。一年級暑假,他參與了職工盟的實習計劃,「中學時代,我多是看陶傑和陳雲的文章,一直都覺得大陸人都是比香港人低劣的。在經歷碼頭工潮後,我認識到香港的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大陸人,反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才是大部份問題的來源。」

大學二年級開學不久,他已準備參選學生會,期望以外務副會長身位參與社會運動,最後成功當選,並成為學聯常委。

他就任的日子,正是2014年的開端,亦是雨傘運動的前奏響起之時。爭取公民提名、推出學界方案、參與反對新界東北前期撥款的行動、籌備622民間公投、七月二日留守遮打道被捕,這一連串的行動,即使要承受法律風險,阿軒都積極參與,無所畏懼。

不過,在這日益緊張的社會氛圍中,抗爭場合中所見到的樹仁學生,寥寥可數。阿軒回想那段學生會的日子,亦反思,「那種模式是很像一個代議士,有遊行便帶著樹仁旗出來,彷彿我這個外務副會長出來,便等於整個樹仁的同學也出了來。」當時的他或許未有意料到,忽略同學的參與,會成為日後雨傘運動的一道傷疤,為運動失敗收結後所帶來的反噬埋下了伏線。

「銅鑼灣極需要學聯人支援,有人能到那裡支援嗎?」所有雨傘運動的參與者都不會忘記,2014年9月28日,催淚彈如何使香港市民丟掉幻想,使金鐘的大馬路被人群擠至水泄不通。其後,市民更自發在銅鑼灣和旺角佔路、成立新的佔領區。當時,學聯的內部通訊群組不斷彈出新訊息,尤其是在開頭萬事渾沌的階段,「求救聲」響徹這個群組。

在9月26日晚衝進公民廣場的一刻,學聯的同學根本沒有意料到,事情會朝這方向發展。一方面為數以萬計的市民參與佔領而激動,另一方面卻不知如何應對如此浩大的場面,所以也只好像一個漏水的水桶般,見一個缺口,便填補一個缺口。剛巧阿軒還未有任務在身,於是,當他知道銅鑼灣需要人,便二話不說前往支援。

10月初,香港下了數天滂沱大雨,時不時出現轟隆雷聲,佔領區滿佈積水,於是阿軒與留守者一起清理積水,又執拾整理市民捐出的物資,漸漸地,設立在SOGO外的物資站成形,亦成為了他與佔銅者的聚腳點。

雨傘運動的大部份時間裡,他都是獨自一人以學聯成員身份處理銅鑼灣佔領區的大小事務。由於其他學聯成員各自要留守在金鐘和旺角佔領區,或處理各種聯絡工作,大家可謂各散東西,令阿軒無法與同伴交流形勢判斷、運動推進和情緒感受。

每次留守旺角佔領區的同伴遇上搞事的人,或是金鐘出了狀況,他也只有旁觀的份兒,因為他需要留守銅鑼灣佔領區,不能任意離開。「看見同伴有事都不能前往支援,這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創傷。」

到了各佔領區的局勢都穩定了,面對政府的拖延,民間亦已無計可施了。然而,樹仁大學對於學生的課堂出席率有一套嚴謹的準則,這給同學帶來不少壓力和抗爭成本。不只普通同學,甚至連他也返回大學上課,「連我自己也服從了那種日常秩序,而沒有乘著士氣高漲的時候,集合樹仁的同學一起商討運動的下一步。」

後來,他已清楚看到,運動處於膠著狀態,面對政府明顯不過的拖延,公民社會也再不能擠多半點的政治能量,「或許學聯可以向公眾承認沒有能力推進運動,但要承受的後果是非常巨大,於是大伙兒都在不知不覺間「死頂」。」

鎂光燈下的學聯人,要不斷向傳媒說正面說話;鎂光燈以外的,則要在前線處理佔領區內與留守者的溝通,有時遇衝突或對學聯的不滿,仍要硬著頭皮應對。或許大家對未來不像對外演說裡所說的那麼樂觀,即使有負面情緒也無法抒發,整個氣氛十分壓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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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銅鑼灣佔領區的陳珏軒

2014年12月11日,警方乘著法庭剛頒下的禁制令,在金鐘佔領區開始清場,數天後,便輪到銅鑼灣佔領區。清場當天,阿軒與十多位留守者一同被帶上警車,讓佔領區以不服從的姿態中結束。

在留守銅鑼灣的日子裡,他已開始籌組下一屆學生會內閣,並在佔領運動落幕前順利當選下一屆的學生會。

之所以「冧莊」,是因為他認為自己過去從罷課到佔領,都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國慶節假期完結後,很明顯可看到不少同學都回校園上課。如果當時能著重組織他們,建立共同決策的機制,或許人氣不會流失得那麼快。」他很想再花一年時間在學生會,傳承雨傘運動的經驗,同時在傘後繼續摸索組織學生的方法。

這一次,阿軒擔任樹仁學生會會長一職。但說起那一年,他的神情一下子變得非常沉重。「我感覺到莊員對我的憎恨。」

傾盡公民社會三十年來所累積的政治能量的大型佔路,也無法對政權造成威脅並作出讓步,這赤裸的現實教運動的參與者都浸沉在失落的愁緒中。「沒有動力作任何事,一個會長該履行的職責,我都沒有做到。」他很清楚自己對莊員的虧欠。

另一方面,雨傘運動結束後不久,港大校內漸出現退出學聯的聲音,主要原因是學聯在運動期間的決策失誤和一直以來的制度缺陷。2015年2月,港大校內公投正式通過退出學聯。其他院校亦相繼有同學成立「退聯關注組」。大專學界陷入一片憤怒、追責的氛圍中。

雖然樹仁校內並沒有發起退聯公投,但是他與昔日共事過的罷課委員會同學正處於一種尷尬的關係中。雖不致於決裂,但暗湧處處。「佔領運動期間已發覺,彼此對運動的判斷和理念上,都未必意見一致,可是一直都沒有去處理,至少連向對方陳述自己想法的第一步也沒有。」如今,彼此見面會打招呼,但就只是這樣而已。除此以外,大家無話可說,他亦欲言無語。

學生會任期完結後,阿軒終沉不住氣,在facebook發表一篇「告解」文章,坦白地道出與樹仁同學之間的隔膜,梳理導致此局面的前因後果,檢討傘運時作為外務副會長的他做得不足的地方。

「如果說反思,我會說是那時的分工太過「事工化」,沒有帶動罷課和實現學生為本的民主精神——記得在929那天,罷課委員會在35周年廣場搞集會,那時是有初步的分工,如急救組、前往不同佔領區的小組、校內文宣組、被捕支援等等。但這些分工似乎令同學更加割裂疏離,因為它沒有將「罷課委員會」變成正式的組織,如訂立定期開會及決策的機制、以「罷課委員會」的決策作為學生會的指標,從而調整學聯的決策等。事關那時學聯成員疲於奔命,加上運動太過龐大,學聯中人根本沒有足夠的行動力和代表性,其實應盡可能把事情交出來和同學一齊處理。

更重要的是,這種分工模式將大量的同學直接推到佔領區,卻忽略了彼此的連繫,還有就是繼續在校內宣傳罷課、招攬和動員更多同學。回想當時沒有積極擴大罷課的規模,令運動僅限於少數同學的參與,總覺得太過可惜。」
(摘錄自陳珏軒facebook)

憋在心裡的說話一下子能夠得到釋放,卻不代表彼此關係能回到最初,他說,「那種遺憾是無法彌補的。」或許這些遺憾會伴隨他,走餘下的人生。

會長的任期在充滿遺憾、內部關係渙散的狀態下結束,彷彿是一首寫不完的詩。

不過,再沮喪也好,他對自己還有一絲期望,有些事他仍想去完成。「我覺得學聯在很多課題上都未找數。」因此,他決定參選學聯中央代表,成為學聯其中一員,承擔學聯未償還之債。

阿軒口中的「課題」,盡是雨傘運動後,應集思廣益,卻因追責氣氛而被掩沒在眾聲之中的運動路向問題。

雨傘運動告終後,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有什麼未來方向,或者可能性?

未來戰場會是在哪裡?

以學生會或學聯身份參與社運的位置應是怎樣?

各院校均出現退聯的聲音,學聯也遭到針對雨傘運動決策和體制缺陷的批評,究竟哪些指責是成立的、哪些是不成立的、哪些是因形勢錯判而造成的決策失誤、哪些是一直以來民主運動的結構性問題,似乎從未有人全面地檢討過。

這更使他放不下,「以上的問題需要梳理,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向自己和公眾交代。」

然而,創傷迴盪未散,無力感揮之不去,到真正要落實檢討的工作時,阿軒卻無法在學聯這個平台上開展。他坦言這一部份是由於他提不起勁做任何工作,形容自己只處理了學聯基本的行政和財政工作。儘管同屆學聯中央和秘書處朋友落實了修改會章和整理歷史文件集的工作,但其餘的時間,礙於跟成員院校溝通不足,所以「渾渾噩噩」的便過了去。

另一個更大的羈絆,是後雨傘時代的學界缺乏互信。港大、城大、浸大和理大通過校內公投退出學聯後,學聯只剩下四間成員院校。有的院校認為學聯名存實亡,只等待它解散,因此不願意來開會、不願投放任何時間在這平台。2017年初發生的中大學生報選舉間諜事件,亦反映了學生組織在某些人眼中,已成為各派別之間爭奪權力的角力場,更沒有人討論學生運動該怎樣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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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後抑鬱的好處,是可以沉澱自己。落莊後,或體察尋常百姓家的貧苦,或思索頑鬥勇武者的孤憤。」阿軒在facebook「落莊post」裡如此寫道。

記得他曾在一次閒聊中,告訴筆者,沒有比「孤憤」這個詞更適合形容提倡「勇武抗爭」卻不得要領的人了。「每個人在雨傘裡看到的和經歷的,可以很不同,可惜我從前無法諒解別人的孤憤。」就在互不理解的氣氛中,各人對運動的失望折射出截然不同的說法,檢討難以開展。

「仇恨和能量都不斷在滋長,可是兩者都找不到寄託。」

阿軒所說的「仇恨」,最直接的,是對政權和對警察的仇恨。除此之外,較複雜的,是對溫和民主派的怨憤。

「基於對政權的仇恨,人們以更激烈的方式對抗,然後政權名正言順地以更大的暴力應對,包括制度暴力和警方鎮壓,最後人民被自己所衍生出來的暴力吞噬。」他說,這會不斷地循環,人們對暴力只會愈來愈麻木。

另一方面,雨傘衍生出不少「能量」,例子有2015年傘後團體參選區議會和2016年尾民主派專業團體參選選舉委員會。不過,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中,他觀察到某些民主派選委流於短視和溫和,以致無法團結、聚焦,不能成為一股長期的政治能量。

「很多人,包括民主派選委,都把希望投射在曾俊華身上,但最後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到,儘管曾俊華民望最高,但中共絕不會讓步,他們依然欽點他們要欽點的人。香港人的希望只有落空。」

這種落空了的希望,讓陳珏軒看到,大部份香港人對民主的渴求未必如想像中堅實。「或許他們只不過是期待一個明君。」

「雨傘後,我留在學生會,是希望學生組織繼續發展下去;畢業後,我來眾志工作,是希望學習在民間建立有力的組織。我認為兩條戰線都很重要。」

在訪談中,陳珏軒很強調群眾的位置,或許在他眼中,傘後的能量,最佳的寄託點不是在某個政治人物或社運領袖身上,而是在民間。

儘管陳珏軒在街工的日子中發覺自己並不適合做街坊組織,但他在眾志也總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與不同民間團體聯絡、合作做政策研究、儲存「理論彈藥」,也是擴大民間力量的一種方式。

社會運動,總離不開串連一個個人,懂得如何與別人相處更顯重要。「說到底,學社運即是學做人。」經歷了兩年看似一事無成,卻又思索深沉的傘後歲月,昔日的懞懂少年,如今添了一份沉穩的氣質。「做事計劃周詳些、不再輕易隨便說宏大的理想、對別人多一點信任。」

「遺憾雖不能彌補,但能提醒我不要重蹈覆轍。」

後記:7月14日,法庭宣判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和梁國雄失去議員資格。那一天晚上,筆者在反DQ集會完結後碰到阿軒。他向筆者大叫「見到你真係太好了!」,看來神情自若。一星期後,筆者與他終有機會漫步詳談,他形容自己在得悉判決的那一刻,心情是平靜的。頓時失去了工作,確實教他煩惱,「但更加要思考的,是沒有了議席的香港眾志,要怎麼走下去。」不用被議會工作佔據,黨內以往被忽略的缺口瞬間重回阿軒的視線,「未來想花多些時間維繫內部關係。」阿軒繼而分享了很多對內部組織的看法,往昔的遺憾使他無論走到哪裡,都記著雨傘運動給他拋下的一道命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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