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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回首廿年，一個最容易被觀察到的結論是——「人心未回歸」。所謂「人心未回歸」，大概是指香港的民眾迄今仍不願意認同中國。這種建基於國族認同的框架，並已逐漸成為公共論述的常識的說法，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繼續討論。然而，當中的兩個關鍵詞——「人心」與「回歸」——卻不妨拿來借題發揮，從一種更根本的視野盤點過去、思考未來。
「人心」相對的，是「獸性」。人跟其他動物最不同之處，是除了吃喝拉睡、勞動玩樂，還關注物質生活以外的事情、超越本能的倫理價值。循此思路，「人心未回歸」可作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是人類的動物本能不斷膨脹，令「人性」無法回歸「宿主」；另一則是人類抗拒完全回歸「獸性」，守護「人心」。
「反政治化」的葫蘆賣「經濟化」的藥
近年在香港公共論述中最常見的污名，大概是「政治化」。任何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飲食、文化藝術，只要扣上「政治化」這詞，都很容易變得「可疑」，甚或需要敬而遠之。在公共討論中使用「政治化」批評或攻擊他人的，主要是親中港政權的建制力量。然而，在這些論述中，「政治化」具體是指什麼，卻並不了然。
在香港的當代語境中，「政治化」一般都帶負面的含意，經常與「搞亂香港」、「雞犬不寧」、「居心叵測」、「立心不良」、「不務正業」、「只求出位」等詞語連用，甚至有政治問責官員倡議「少談政治，只做實事」、參選的政黨副主席把「搞政治」形容為「毒藥」，又或高級警務人員把「搞政治」與「做賊」並列。
在這樣的論述之下，「政治化」成為了萬能的負面標籤，或學者Laclau意義下民粹政治攻擊對手、統合自己陣營的空洞能指。這種港式民粹政治，主要由政權建制推動，嘗試把所有反對政府政策的不同聲音，以「政治化」這空洞能指統合，並召喚民眾把他們對（主要是物質）生活的各種紛雜焦慮及需求，投注於反對「政治化」這「邪惡的敵人」的戰鬥之中。
與「反政治化」相互呼應的，是鼓吹社會發展的「經濟化」，也就是流行的只重「民生」的論述。從第一屆的特首開始，施政報告中主要的篇幅，全是有關於「經濟」。儘管報告中包括房屋、都市、環境、運輸、基建、教育、醫療、社福、人口、體育等議題，但這些議題基本上全是從「經濟」的角度審視，訂定政策建基的是「成本－效益」、物質需求、數量增長等狹義的經濟準則。而把香港的「本質」定位於「國際金融中心」、「工商社會」，然後要求發展經濟、建設民生，並由此要求放棄「政治」、「爭拗」，自是順理成章。這樣的論述將「政治」與「經濟」截然對立，製造忠奸分明、只能二選其一的框框，隱含的前提，是把人還原為只剩下物質需求層次的動物。「政治化」之所以「對香港市民百害而無一利」，前提只能是除卻狹義的經濟物慾外，「香港市民」並不存在其他面向的需求。
換句話說，「反政治化」與把民眾的社會生活、倫理價值「經濟化」，其實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都是嘗試改造（或強化過去逐漸形成的）港人的主流文化生活和價值觀念，也就是令只關注物質或狹隘經濟利益成為人生的唯一目標，想完全以動物本能取代「人心」，正是一項嘗試將「人心」回歸「獸性」的文化大計。
然而，「經濟化」滲透及改造日常生活的文化大計，卻遭遇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護力量抵制，而各式社會運動的興起擴大，包括保育自然生態、生活空間、歷史文物，追求平等公義、民主自由、尊重差異、獨立自主、人權大愛，恐怕正是「人心」不想「回歸」生物層次的明證。
從「經濟化」手中拯救政治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區分了人類的3種活動，包括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並探討了這些活動的條件。「勞動」意指透過與自然界的互動，例如獵食或採集，獲取延續生命所需的食物和安全保障，是所有動物共有的本能；「工作」是與人造世界的互動，例如各種工藝、技術活動，涉及的條件是建立及置身於可居的塵世（worldliness）；「行動」的條件則是人的多樣性，人類不可能完全離群獨處，因此必然與其他不同的人互動，「行動」包括討論、說服、決定、執行，當中充滿難以控制、無法制止、不可預料的性質，人在「行動」中「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會產生什麼後果，「行動」就是冒險。把阿倫特關於人類活動的分類，與上述的「反政治化」的文化大計對照，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從「經濟化」手中拯救「政治」的思考角度。
阿倫特所稱的「勞動」，對應的是「經濟化」指向的動物需求；而在當代的社會脈絡下，「工作」可以理解為接近科技理性與管理主義的活動形式；至於「行動」，對應的則是公共政治的參與，這種活動既非為了追求溫飽，也不是透過訂定按部就班的規劃，希望達至確定的成果，而是願意冒不確定的風險，走到人群中去對話、溝通，參與集體的生活。阿倫特心目中的公共政治「行動」，並不是由形式（如遊行佔領或示威集會）介定，而是「意味去創新、去開始……發動某件事」（《人的境况》，頁139）。
「行動」，或參與公共政治，並沒有類似「勞動」和「工作」的顯然易見的「用處」。它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其超越了人作為動物的日常必需領域，因而也有可能擺脫經常伴隨追逐溫飽而至的暴力和專制手段。阿倫特從回顧古希臘的城邦歷史中，領會到人只能在脫離追逐物質生活的羈絆下，走進「行動」的不可預知的公共領域，才能獲得自由，或回歸人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特性。當公共政治的空間被壓縮，「行動」難以開展，人便會容易退回私人的領域，變為一群孤立的個體，只埋首勞動或工作，消費生活所需，不再關心人類集體的前途，為極權統治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循阿倫特的視角回看香港，「反政治化」劍指的，恐怕正是我們的公共政治空間，嘗試取消「行動」，把港人推回只求溫飽這必需性的動物層次，強調「搵食大晒」的「中環價值」，或跟循科技理性／管理主義的軌道，僅提供「勞動」或「工作」的選項，也就是只剩下「經濟化」的目標。
香港當代的「經濟化」論述，往往配合其他「反政治化」的策略，包括以由上而下框定的「諮詢」表演取代開放的民主討論，或以警察暴力鎮壓不可預期的公共政治「行動」，又或用「依法辦事」的措辭，把強調程序公義、人人平等的rule of law置換成政權借法治民的rule by law。換句話說，就是嘗試以動物的必需性取代人的公共政治性，用「獸性」替換「人心」。然而，「人心」卻不願完全回歸「獸性」，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包括港英殖民時代和政權轉移之後）此起彼伏的民眾抗爭，包括最近一波的雨傘運動。
結語
於政權移交廿周年之際，無論是政權建制的「人心未回歸」論述，又或「民族自治」的港獨訴求，似乎都未能捕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經濟化」／「反政治化」所蘊含的另一種意義下的「人心」與「回歸」。缺乏這層次的回顧反思，很難有助我們校正民主運動的方向，無法直面及處理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讓社會的發展從追逐「獸性」的需求回歸「人心」的多樣性。而要有效達至這長遠目標，前提必須是從「經濟化」手中拯救公共政治。
參考書目：Arendt, Hannah（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人的境况》，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本文的較長版本，收入剛出版的羅金義編(2017)：《回歸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