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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資本主義不是甚麼》、《告别懶人常識——尋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書 網誌

政經

離棄「人心」的「回歸」

離棄「人心」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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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攝:Alex Leung

回首廿年,一個最容易被觀察到的結論是——「人心未回歸」。所謂「人心未回歸」,大概是指香港的民眾迄今仍不願意認同中國。這種建基於國族認同的框架,並已逐漸成為公共論述的常識的說法,我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繼續討論。然而,當中的兩個關鍵詞——「人心」與「回歸」——卻不妨拿來借題發揮,從一種更根本的視野盤點過去、思考未來。

「人心」相對的,是「獸性」。人跟其他動物最不同之處,是除了吃喝拉睡、勞動玩樂,還關注物質生活以外的事情、超越本能的倫理價值。循此思路,「人心未回歸」可作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是人類的動物本能不斷膨脹,令「人性」無法回歸「宿主」;另一則是人類抗拒完全回歸「獸性」,守護「人心」。

「反政治化」的葫蘆賣「經濟化」的藥

近年在香港公共論述中最常見的污名,大概是「政治化」。任何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飲食、文化藝術,只要扣上「政治化」這詞,都很容易變得「可疑」,甚或需要敬而遠之。在公共討論中使用「政治化」批評或攻擊他人的,主要是親中港政權的建制力量。然而,在這些論述中,「政治化」具體是指什麼,卻並不了然。

在香港的當代語境中,「政治化」一般都帶負面的含意,經常與「搞亂香港」、「雞犬不寧」、「居心叵測」、「立心不良」、「不務正業」、「只求出位」等詞語連用,甚至有政治問責官員倡議「少談政治,只做實事」、參選的政黨副主席把「搞政治」形容為「毒藥」,又或高級警務人員把「搞政治」與「做賊」並列。

在這樣的論述之下,「政治化」成為了萬能的負面標籤,或學者Laclau意義下民粹政治攻擊對手、統合自己陣營的空洞能指。這種港式民粹政治,主要由政權建制推動,嘗試把所有反對政府政策的不同聲音,以「政治化」這空洞能指統合,並召喚民眾把他們對(主要是物質)生活的各種紛雜焦慮及需求,投注於反對「政治化」這「邪惡的敵人」的戰鬥之中。

與「反政治化」相互呼應的,是鼓吹社會發展的「經濟化」,也就是流行的只重「民生」的論述。從第一屆的特首開始,施政報告中主要的篇幅,全是有關於「經濟」。儘管報告中包括房屋、都市、環境、運輸、基建、教育、醫療、社福、人口、體育等議題,但這些議題基本上全是從「經濟」的角度審視,訂定政策建基的是「成本-效益」、物質需求、數量增長等狹義的經濟準則。而把香港的「本質」定位於「國際金融中心」、「工商社會」,然後要求發展經濟、建設民生,並由此要求放棄「政治」、「爭拗」,自是順理成章。這樣的論述將「政治」與「經濟」截然對立,製造忠奸分明、只能二選其一的框框,隱含的前提,是把人還原為只剩下物質需求層次的動物。「政治化」之所以「對香港市民百害而無一利」,前提只能是除卻狹義的經濟物慾外,「香港市民」並不存在其他面向的需求。

換句話說,「反政治化」與把民眾的社會生活、倫理價值「經濟化」,其實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都是嘗試改造(或強化過去逐漸形成的)港人的主流文化生活和價值觀念,也就是令只關注物質或狹隘經濟利益成為人生的唯一目標,想完全以動物本能取代「人心」,正是一項嘗試將「人心」回歸「獸性」的文化大計。

然而,「經濟化」滲透及改造日常生活的文化大計,卻遭遇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護力量抵制,而各式社會運動的興起擴大,包括保育自然生態、生活空間、歷史文物,追求平等公義、民主自由、尊重差異、獨立自主、人權大愛,恐怕正是「人心」不想「回歸」生物層次的明證。

從「經濟化」手中拯救政治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區分了人類的3種活動,包括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並探討了這些活動的條件。「勞動」意指透過與自然界的互動,例如獵食或採集,獲取延續生命所需的食物和安全保障,是所有動物共有的本能;「工作」是與人造世界的互動,例如各種工藝、技術活動,涉及的條件是建立及置身於可居的塵世(worldliness);「行動」的條件則是人的多樣性,人類不可能完全離群獨處,因此必然與其他不同的人互動,「行動」包括討論、說服、決定、執行,當中充滿難以控制、無法制止、不可預料的性質,人在「行動」中「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會產生什麼後果,「行動」就是冒險。把阿倫特關於人類活動的分類,與上述的「反政治化」的文化大計對照,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從「經濟化」手中拯救「政治」的思考角度。

阿倫特所稱的「勞動」,對應的是「經濟化」指向的動物需求;而在當代的社會脈絡下,「工作」可以理解為接近科技理性與管理主義的活動形式;至於「行動」,對應的則是公共政治的參與,這種活動既非為了追求溫飽,也不是透過訂定按部就班的規劃,希望達至確定的成果,而是願意冒不確定的風險,走到人群中去對話、溝通,參與集體的生活。阿倫特心目中的公共政治「行動」,並不是由形式(如遊行佔領或示威集會)介定,而是「意味去創新、去開始……發動某件事」(《人的境况》,頁139)。

「行動」,或參與公共政治,並沒有類似「勞動」和「工作」的顯然易見的「用處」。它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其超越了人作為動物的日常必需領域,因而也有可能擺脫經常伴隨追逐溫飽而至的暴力和專制手段。阿倫特從回顧古希臘的城邦歷史中,領會到人只能在脫離追逐物質生活的羈絆下,走進「行動」的不可預知的公共領域,才能獲得自由,或回歸人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特性。當公共政治的空間被壓縮,「行動」難以開展,人便會容易退回私人的領域,變為一群孤立的個體,只埋首勞動或工作,消費生活所需,不再關心人類集體的前途,為極權統治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循阿倫特的視角回看香港,「反政治化」劍指的,恐怕正是我們的公共政治空間,嘗試取消「行動」,把港人推回只求溫飽這必需性的動物層次,強調「搵食大晒」的「中環價值」,或跟循科技理性/管理主義的軌道,僅提供「勞動」或「工作」的選項,也就是只剩下「經濟化」的目標。

香港當代的「經濟化」論述,往往配合其他「反政治化」的策略,包括以由上而下框定的「諮詢」表演取代開放的民主討論,或以警察暴力鎮壓不可預期的公共政治「行動」,又或用「依法辦事」的措辭,把強調程序公義、人人平等的rule of law置換成政權借法治民的rule by law。換句話說,就是嘗試以動物的必需性取代人的公共政治性,用「獸性」替換「人心」。然而,「人心」卻不願完全回歸「獸性」,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包括港英殖民時代和政權轉移之後)此起彼伏的民眾抗爭,包括最近一波的雨傘運動。

結語

於政權移交廿周年之際,無論是政權建制的「人心未回歸」論述,又或「民族自治」的港獨訴求,似乎都未能捕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經濟化」/「反政治化」所蘊含的另一種意義下的「人心」與「回歸」。缺乏這層次的回顧反思,很難有助我們校正民主運動的方向,無法直面及處理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讓社會的發展從追逐「獸性」的需求回歸「人心」的多樣性。而要有效達至這長遠目標,前提必須是從「經濟化」手中拯救公共政治。

參考書目:Arendt, Hannah(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人的境况》,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本文的較長版本,收入剛出版的羅金義編(2017):《回歸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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