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兩檢檢出割讓香港，不過是繼DQ議員之後又一顆棺材釘而已。這個棺材叫一國兩制。
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梁啟智在周日的電視訪問中，有力反駁了政府的解釋。又一場戰役宣告開打。不過，大家也心知肚明，即使司法覆核，最後勝利的仍然是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因為《基本法》早就保證了中共可以隨時隨意重新解釋《基本法》，包括把特區政府出賣港人解釋為貢獻港人。
我幾個月前才聽過一位泛民學者跟大家說：香港確在淪陷，但我們只能一仗一仗打。他忘了，一仗一仗之前，得先有個戰略去指導整場戰爭，然後一個一個的仗才是互為犄角的仗，而非互相消耗。例如最近教協和民主黨為那區區43億撥款，便與特衰政府合作，抵抗自決派議員拉布。這是典型的贏得戰役，輸掉戰爭。
老泛民不是沒有戰略。其戰略是在《基本法》框架內，「循序漸進」實現普選。
這對上流中產而言，非常自然。那位學者便憶述當年如何和政府高官「有偈傾」，就像前日李柱銘甜蜜回憶當年中央在起草《基本法》時如何「願聽反對意見」。既然有此路數，便樂做體制內反對派，不求制度改變，只求政策改變。今天，連陳文敏也說「一國兩制只是烏托邦」了，體制內改變的幻想已破。可惜老泛民沒有吸收教訓，反而從循序漸進，變成循序漸退；雖云一仗一仗打，卻是且戰且退了。這樣打仗，不如食花生。
以民主重訂《基本法》為中心
新的自決派，無「有偈傾」之路數，從頭起就比較屬於體制外，即《基本法》框架之外。本來，戴耀廷在2013年開始鼓吹佔中，就是為了嘗試體制外抗爭。他當時引用了Bruce Ackerman的概念──「憲政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
Ackerman指出，美國憲法的今日模樣，並非全然是國會自己逐步修改出來，有時候是在群眾民主運動壓力下而修憲，甚至是雖無修改憲法，群眾運動卻大大移風易俗到為社會建立了新觀念，令到最高法院作出與傳統相反的判決。他舉出三個例子：一是1878年制憲時，民眾風起雲湧，制憲過程根本沒有照足原有的《邦聯永久聯合條例》程序；二是在美國內戰後通過的第13及14修正案（解放奴隸和公民平等權利）；三是羅斯福總統的新政。講穿了，就是憲法改進，往往需要民主革命（不要與義和團式革命混淆）的壓力：第一場是反殖民主義革命，第二場是反奴隸制革命，第三場是限制金融財閥保障勞工權利（最有名的便是通過集體談判權）的巨大工運了。
戴耀廷當時大膽一博，值得讚賞。不過，他從未把體制外抗爭視為總體戰略，最多不過是一時策略，是和中共談判的籌碼。傘運失敗後，他更縮回舊泛民路線了。
如果民主需要體制外的奮鬥，就先要有覺悟群眾才行，而這又以民主啟蒙為前提。只有經過啟蒙，鍛煉出民主派群眾骨幹，才能在高潮來臨時改變歷史。民主啟蒙才是民主志士今後最重要的工作。教育的重心，就是以民主重訂《基本法》為中心口號。口號並非光頭口號，其背後實是一個民主新香港的藍圖。只有當新民運有了總目標和藍圖，才能使一仗一仗，逐步指向憲政時刻的大較量，而非退化為零敲碎打。
欲求體制外變革的新力量，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容易給舊腦筋拖住走，繼續傳媒導向和議會演示導向，乏力於基層民主教育。自己思想準備也不足，真正讀通《基本法》的不多，對民主憲政或民主革命史更不大了然。或所了然的只是法律學院的教科書。有議員訴說「每天單是看法律草案已忙得要命」。但問題又回到：制度變革與政策改變，二者孰輕孰重？如果我是議員，與其主力放在不相干的法案審議上，不如在街頭為工友進行民主ABC教育呢。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