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擔任學聯代表團成員和學生會幹事，因工作關係未能以真名發表。
2006年前後，學聯曾計劃大手整頓社運資源中心，甚至打算把位於金輪大廈八樓的學聯前會址、社運資源中心現址改劃為福利部；若計劃成事，可想而知會對當時的社會運動帶來如何沉重的打擊。其後，社運資源中心之使用者以學聯「再無社運面向的實踐」為由，單方面宣布「自治」，並在其後頒布其自治憲章，此後資源中心被稱為「自治八樓」，與「學聯九樓」平行共存。
憑我過去所聞得知，「自治八樓」的確對支援和孕育社會運動功不可沒；而且成員付出大多不問回報名聲，值得尊重，亦令社運資源中心過去工作成果難為大眾與學生廣泛得知。由其「憲章」所知，「自治八樓」追求以由下以上和去中央化的方法組織社運，抗拒流於官僚式和形式化的典章體制。在很多社運參與者而言，「自治八樓」的運作模式，正正是商議式民主的實踐，以及真正在地「深耕細作」的佳法。
然而學聯的改革如箭在弦，那麼名義上在學聯旗下的社運資源中心又應該朝甚麼方向走呢？
退聯：多麼痛的領悟
2015年，在雨傘運動失敗告終的時代背景下，學聯遇上退聯風波。至今我仍難以忘卻「港大退聯組」批評學聯就改革開「空頭支票」一事——學聯成員固然有其難處，換屆前夕難以一時三刻提出具體方案情有可原，但同一時間「空頭支票」一說卻所言非虛，難以服眾亦非無道理。最後，共四所成員院校學生會公投退出學聯。
學聯在運動失敗後，「光環」散落、徒勞無功，挫敗理應最深，但卻被群眾「清算」和嘲諷得最體無完膚。我雖感疼心但卻感有口難言。其後一段時間，與友人私下討論學生組織談及退聯風波，我都很不情願歸類自己為「留聯派」或「退聯派」；我會說「我主張改聯」，而且是大刀闊斧那一種「改」。
然而退聯當時既成定局，而當時我也不再在其位，既無身分亦無份量，於是沒有公開談論太多自己的主張。話說到此，只是想帶出退聯風波對學聯內外的學生組織中人而言，都應該是沉重的打擊和教訓。縱使部分人堅持無「大台」不代表無合作，但是學聯「跛腳」後我們都能隱約感覺到學界間合作比從前變得無力。
學聯改革：八樓是必答題
剩下四所成員院校學生會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又何以談得到「團結香港專上學生」呢？身為前組織中人，我能夠想像現今的學聯希望在學界推動某項議題，既要覓得會內常委共識，又要再跟非院校代表協商，所耗行政成本之高必然導致事倍功半。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下，今日的學聯基本上只可以選擇完全瓦解或完全改革，而繼續「維持現狀」基本上不再是一個有意義的選項。
當然，自2016年開始學聯已經踏上改革之路，譬如說：修章廢除周年大會，提高行政和財政透明度，以及着手跟進學聯公司財政問題。但是在很多當年疑聯／退聯論者心中，「自治八樓」的問題徽結在於老鬼和外人在並無學生明示授權下使用學聯物業，引申出資源分配邏輯傾斜的負面印象。因此處理「八樓問題」，其實是學聯改革之中不能逃避的一道「必答題」。
我相信現今學聯的成員也深明這一點，這樣才會有七月那一份看似狠辣卻處處留情的決議文。廢除周年大會後學聯代表會升格為終極決策機構，不再是學聯中央的橡皮圖章。在常委會的建議下，代表會批准字面上寫道「全面收回」管理權的決定，其實在改革者一方的角度，明顯是採取「恢復行使」管理權的改革姿態；但決議內文卻處處留情，訂下足足半年的分階段遷出時間表，而未有如部分本土派中人（例如去年曾參選正副秘書長的何鈞和張朗軒）所建議般「直接封舖」。另外，在着令「自治八樓」分階段遷出的同時，學聯亦計劃同步就社運資源中心的未來發展作分階段諮詢。
新秩序：時代的呼聲
觀乎學聯一方的言論（例如表示新制度應該「由下而上」、「與民共議」）和做法（例如邀請公眾建議八樓新方案），我們能夠看到改革的方向是以學生為中心，着重向學生問責。這與「自治八樓」的宗旨不能說是互相違背，只是後者強調參與者共議運動目標和手段，而前者則將組織前途放諸全體受眾（即學生）共同決定。
過往學聯所作決定被認定為脫離群眾（即普通學生），甚至被批評遠超聯校組織／平台的作用，亦有人認為過往的學聯是政界和社運界的附庸；學聯現在決心改革，一方面一洗過往不足之處，另一方面亦是建立新的秩序，在各方面主動重新尋求學生作為學聯主要受眾的明示授權。當然，我同意「自治八樓」謂社會運動應百花齊放，但要百花齊放更應建立促進自我改良、修正和向群眾問責的機制。因此，我贊同學聯常委提倡社運資源中心使用情況，應有恆常機制定期檢討和由學生代表進行行政和財政上的監察。
除此以外，隨着政治論述的沿革，香港的反抗運動愈見多元；固然不同抗爭者各有手法和理念，而且可能各有衝突，但是作為為香港而立的「社運資源中心」必須能夠包容多元的抗爭手法和理念，公平地為不同的抗爭者提供資源。
齊驅並進：一起取得新授權
當年社運資源中心宣布自治，美其名是因為學聯「沒有社運面向的實踐」，實際是因為當時學聯有去政治化甚至染紅的趨勢；但學界經歷連年社會運動，無人會認為當下學聯甚或院校學生會，能夠一下子跳回去政治化的起點。如果是這樣的話，學聯和社運資源中心是否還需要各自為政、兄弟爬山？
我十分認同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從來不能彼此割裂，而是應該相輔相成、齊驅並進的；這亦是成立學聯社運資源中心的「初衷」。我不是強求「自治八樓」單方面成人之美，放棄陣地成全學聯改革；但是既然「自治八樓」希望社運資源中心成為連結學生與社會運動的地方，為何不向學聯交出詳細方案，與當下的學生一起議定中心的未來運作模式？這樣學聯和未來的社運資源中心便可以同步取得學生群眾的新授權，並且可以在一套各方同意的機制下長久運作下去。
其實「資源中心」四字，本身就好像有一種「圖書館」、「共享空間」或「資料館」的意味；管理社運資源中心，亦自然有着圖書館／資料館管理員的影子。改變管理這地方的模式和機制，絕不應該等同把「自治八樓」的成員、使用者和相關組織排除在外。說到底，學聯乃至社運界所需要的社運資源中心，會否是一個真正能容納多元立場、涵蓋不同政治光譜、沒有長駐成員、全靠使用者自主交流互助的地方呢？